近期在电话热线服务中，不少的家长因为疫情期间孩子居家上网课，一些孩子沉迷于手机游戏，父母处于忧心忡忡状态，万般无奈之下断网没收手机，却又使亲子关系处于危机状况，一些孩子甚至拒绝上课、拒绝写作业、拒绝学习，亲子关系处于死磕状态。
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还真是比较棘手，我作为咨询师，一方面尽力的在缓解做父母的焦虑，另一方面也希望电话发起者能够看到自己在解决问题当中的重要性。但是家庭是一个气场，由一个人来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很有难度，因为在不知不觉中，ta又会被卷入原来的家庭互动模式中。久之下来有一些家长就会觉得气馁，而不愿意去面对，甚至会任其发展，但这势必导致未成年的孩子们学业、思想等成长中的一些荒废。所以这样的一些担忧也成了我的一种忧虑。
面对我的这份忧虑，我能做的就是在电话热线咨询中尽量的给来电者以信心和力量，后现代思维在这里发挥了大作用。我会尽量的去理解做父母的在遇到这样的挑战中，他们的不容易和他们的挣扎，以及在面对这份困难中他们努力想办法去解决，另外还有他们对孩子的那份爱和责任心…有人可能会说我的工作并没有深入到他们问题的本质，也有人说我们要针对父母的人格做咨询…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去帮他们理顺他们自己跟自己以及跟孩子跟家人的关系。在实践中，我发现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当我真正的去理解到做父母的不容易，看到他们的不简单的时候，每一个父母都会变得柔软下来，这份柔软的让他们看到了自己原来也是有力量的，那份自责和愧疚感就会慢慢的减轻，非常神奇的是这时他们便会更多的相信自己。还有什么比一个人肯定自己、相信自己更有利于ta解决自己的家庭问题呢？这是一种不同的哲学观，是我们咨询师在面对来访者时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问题，咨询师往往被期待做专家，似乎来访者的问题应该由咨询师来包办来解决，但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好多咨询师往往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无力和枯竭，原因就在于此。而后现代的视野却不同，相信来访者才是解决问题的专家，而咨询师充当的却是一个好的客体，是一个能及时和恰当回应的见证者，咨询师以接纳和尊重的态度，通过对话充分理解、聆听和学习来访的故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便与来访者共同创造了具有崭新意义的故事，这样来访者就有力量和智慧来应对自己的生活问题了。这让我想起贺林.安德森曾说的一句话“我们要把客户放在舞台的中央，而不是咨询师”。后现代的咨询是一种迂回的解决方法，比起直面他的人格问题要容易的多。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完全可以带着不那么完美的自己继续去生活，如果一定要让这个人变成定义中“正常”的人之后再去生活，那叫理想主义而不叫现实。贺林.安德森曾经说过“问题不是被解决的，而是在对话中被消融掉，语言可以创造新的意义”。
所以当我面对焦虑的父母，在跟他们的对话中，让他们体验到自己是负责任的父母，自己是善于解决问题的父母，自己是家庭当中最期待可以变得更好的那个人时，这份焦虑的能量就被转化了，当他们感觉到他们对家人的这份关爱与情感时，那份紧张就会变得放松，当他们看到全家人都在为此努力的时候，原本的挑剔也自然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该怎么更好的支持到彼此。当他们感觉到目前的状况正是家庭生命周期的转换时，那份深陷问题泥潭的感觉就会变得释然，而且更会看到自己家庭的生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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