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 明清之际的天主教

III. 明清之际的天主教

明(公元1368-1644年)

16世纪50年代
1551年(明嘉庆三十年)12月，天主教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1506-1552)抵广东上川岛。因明朝海禁，未能进入内地，次年病死 于该岛。方济各沙勿略步行亚洲各地十万里，在南亚和日本传教时得闻中国，认为“如谋发展吾主耶稣基督的真教，中国是最有效的基地”，遂率先来 华传教。其后，耶稣会士聚集在商客的居留地澳门，屡次尝试进入内地未果 。耶稣会远东教务视察员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长久地跪祷，面对中 国界石浩叹：“磐石呀，何时才能开裂！”[周1997,董1992,中1990,朱1994,许1993]

16世纪60年代
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传教士在澳门兴旺福音，建立教会，信众逾5000人。 [王1959]

16世纪80年代
1582年(明万历十年)4月，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到澳门学习中国语言文化。次年与另一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获准居留内地，前往广东肇庆，身着袈裟，饮食礼仪完全中 国化，谦恭有礼。利玛窦绘制《山海舆地图》，仿制地球仪日晷等向民众展 出。1583年在肇庆建堂，几年内得信徒约80人。[周1997,董1992,中1990,王1959]

1584年(明万历十二年)11月，罗明坚所著《天主圣教实录》在广州刻印，为第一部基督教中文书籍。“天主”一词首次见诸基督教文字。[许1993,王1959]

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利玛窦迁往韶州传教。1591年，巧遇在肇庆结识的好友瞿太素。瞿太素从利玛窦学西方天文数理，同时教利玛窦研读儒家经典，利玛 窦将《四书》译成拉丁文。1594年，该书译竣，为《四书》最早的外文译本 ，开东学西渐之先河。同年，接受瞿太素的建议，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改穿 儒服，自称为儒者，“人亦爱之，信其为善人也”。[周1997,董1992,李1998]

16世纪90年代
1595年(明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所著《天学实义》在南昌刻印，传扬基督教义，博引诗书易礼等先儒经籍以证其实，指斥佛教道教和理学之谬，深得官绅文 人嘉许。其时利玛窦定居南昌，广交儒士、官员和皇族。每见宾客，言起天 文地理哲学，归于天主教理，以其学贯中西，讲论颇带中国风味。二年间交 友遍及明朝15省中的10省。[周1997,董1992,许1993]

17世纪00年代
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时任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北上晋见明神宗， 获准居留北京。因他在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广博，授予官职，并获准开堂传 教。[周1997,董1992,中1990]

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徐光启在南京聆听了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罗如望(Jean de Rocha)的宣道，阅读了利玛窦的《天学实义》，有感于佛教空无之说“东 来千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愿以“事天爱人之说，格物穷理之论 ，治国平天下之术”使人人为善，国家长治久安，遂受洗入教。[唐1993,中1990]

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录的《几何原本》在北京刊印，是为欧洲自然科学著作的第一部中译本，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天算》 。其后，利玛窦又分别与徐光启、李之藻合译了多部数学天文著作。同年， 利玛窦在徐光启的帮助下建立北京南堂。[许1993,周1997,董1992,李1998]

17世纪10年代
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澶州知府李之藻进京入觐时突患重病，幸亏利玛窦躬身调护，才转危为安。康复后受洗成为天主教徒。翌年，李之藻告假返杭州， 有郭居静(Lav.Cattaneo)、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和中国修士钟鸣仁同 往开教。监察御史杨廷筠在北京结识利玛窦时尚笃信佛教，此时称病家居杭 州。因挚友李之藻的中介，常与传教士们谈道，进而信福音，改宗受洗。徐 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并称明代的“圣教三杰”，他们以著述传播西学，把 家乡上海、嘉定、杭州变成传教中心。至明末，教传十三省，而教务最盛者 ，首推江南一省(今江苏、安徽两省)，得中国奉教者三分之二。[许1993,董1992,朱1994,王1959]

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5月，利玛窦拜客归来，头痛不适，延医无效而逝，终年58岁。利玛窦临终前向罗马发出最后一封信，要求“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不但要好，还应该具有才能，因为我们接触的人，都是智慧高强而学问渊博的人 。”他于在华传教有筚路蓝缕之功，既是最早的西学代表人物，又是中学西 渐的第一人。早期传教士在沿海传教时要求奉教受洗者取西方姓名，接受西 方习惯，使人视入教为归顺外国殖民者，因而受到抵制，无法在内地立足。 根据中国的实际，利玛窦采用以学术科技为媒介，与中国文化调和的方式传 教，容让敬孔祭祖等礼仪，取得成效。他采用“驱佛补儒”乃至“超儒”的 策略，“逐渐为整个帝国的全面归化作准备”。当时入华的传教士不满20人 ，《明史*意大利亚传》称之“大多聪明特达之士，专意行教，不求利禄”。传教士们在广东、江西、江苏、浙江、北京、山东、山西、陕西等地传道， 并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上海等地建堂。利玛窦去世时，全国 天主教徒约2500人，既有民众又有官员和文人学士。[周1997,董1992,许1993,中1990]

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受新任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的派遣，回罗马报告教务，并要求增派教士。途中 整理利玛窦的意大利文遗稿。抵罗马后，金尼阁加上自己的资料，将之润饰 移译为拉丁文本，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在德国出版，立即轰 动欧洲。[许1993]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第一次教难：南京教案。诱因是龙华民视敬孔祭祖等礼仪为迷信，禁止教徒参加，引起社会人士的反感；实质是基督教的独特要求 如“上帝独尊”、“男女平等”、“人人平等”等，与中国社会的传统如“ 敬孔祭祖”、“纲常伦理”、“等级秩序”等以及文化优越感之间在所难免 的冲突。礼部侍郎沈榷带头发难，连上三疏参劾“远夷阑入都门，暗伤王化 ”，劝人崇奉天主，不祀祖宗，是教人不孝；并擅自出兵包围南京教堂，逮 捕传教士王丰肃(Alphonsus Vagnoni)和中国信徒20余人。南北两京多有附和 之声，指摘天主教“污妄先师”，“左道惑人”，从而掀起非教风潮。徐光 启在北京上《辩学章疏》，竭力为传教士辩护；李之藻和杨廷筠分别致书南 京吁请保教，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年底，万历皇帝禁教。次年，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 熊三拔(S. de Ursis)、谢务禄(Alv. de Semedo)等传教士 被逐，其中“主犯”王丰肃被囚于狭小木笼中，披镣戴铐，蓬首垢面，一连 多日；其他的传教士隐匿民间。中国信徒多有在教难中受苦的，但福音在民 间蓬勃发展。天主教徒人数持续增长，1617年为1.3万人。1621年山东白莲教起义，升任礼部尚书的沈榷指天主教为白莲教，传教士纷纷走避于杭州杨廷 筠和上海徐光启家，多人趁时攻读汉文或著述。1623年，沈榷遭贬斥，南京 教案才告平息。王丰肃易名高一志，谢务禄易名曾德昭，潜入山西、浙江、 陕西等地传教。[周1997,董1992,唐1993,许1993,王1959,秦1989,王1997]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金尼阁偕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1592-1666)等 22名新招募的传教士离开里斯本返华，同时带来七千册西文书籍。为中国教 会募集图书是利玛窦的遗愿，龙华民在遣金尼阁返欧时希望能在北京建立一 座图书馆，认为这是“学人进入教会之良法”，译书终将成为“在中国传播 福音之门径”。金尼阁身着儒服两次环欧旅行，招募前往中国的传教士，并 精心选定赠书，有宗教神学，也有哲学、文学、数学、医学、法学、天文学 及音乐艺术等。途中7名传教士先后丧生，其中一名是金尼阁的胞弟。1619年金尼阁一行抵达澳门。金尼阁携欧书来华，足以与唐玄奘自印度取经相媲美 。可惜正值明清之交，战火纷飞，大多数书籍滞留澳门，未能进入内地。[许1993,远1998]

17世纪20年代
1622年(明天启二年)，汤若望抵达广州，与龙华民千里跋涉，辗转广东、江西、浙江等地传教。次年初来到北京，结交徐光启、王徵等。后往陕西传教。1630 年，新建历局急需天文人才，经徐光启推荐，汤若望奉诏入京，进历局任职 。其时因满族崛起，边防急务以及历法失修，需传教士制造火炮和修订历法 ，被驱逐的教士复又召回。[唐1993，周1997]

1623年(明天启三年)，第一部汉文地理专著《职方外纪》五卷刻印，介绍五大洲各国风土人情， 并附多幅地图。此书系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io Aleni) 1921年在杨廷筠家避难时，依据庞迪我和熊三拔为万历帝讲课时，对两幅西 文地图所加的注释增补而成。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地理》。[许1993]

1623年(明天启三年)，在陕西周至出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遂为基督教在唐代入华信而有征的史实。[周1997,董1992,中1990]

1624年(明天启四年)，金尼阁口述、中国文人张赓笔录的伊索寓言《况义》在西安刻印，是西方文学作品首次被译为中文。[许1993]

1624年(明天启四年，藏历木鼠年)8月初，耶稣会士安夺德(P. Antonio de Andrade)一行到达西藏阿里南部的古格王国，受到古格王的款待。听安夺德 讲解基督教义后，古格王非常支持基督教，对传教士们优礼有加。1626年 ，古格王帮助安夺德建立西藏第一座天主教堂，教堂顶上的十字架遥遥可见 。在此之前，古格王还要传教士在山的最高处安放了一个黄铜包裹的木头十 字架，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灿烂。传教在古格地区合法化，有一些王室成 员、达官贵人和老百姓受洗入教。1630年，黄教寺院集团在古格王重病之时 发动暴动，古格王被监禁，古格传教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安夺德在阿里南部 的传教活动失败。[伍1992]

1625年(明天启五年)，受在杨廷筠家认识的东阁大学士叶向高之邀，艾儒略入尚无耶稣会士的福建传道。他足迹遍及福建大小城镇，“穷乡僻壤，建祠设馆” ，教堂几立全省，皈依者数以万计。在那里艾儒略度过一生中的最后12年， 广交八闽名士200余人，颇多著述，其中《三山论学》是与大学士叶向高谈道的对话录。因把天主教义融合儒学来传教，获“西来孔子”之尊称。[周1997,许1993,朱1994]

1626年(明天启六年)，金尼阁在中国学者韩云、王徵协助下编成的汉语文字学著作《西儒耳目资》刻印，旨在帮助在华传教士学习汉语。此书首次用拉丁语音 探讨了汉语音韵规律，创造了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语言学上划时代 的专著。[许1993]

1627年(明天启七年)，在华耶稣会在嘉定召开会议，虽对天主的译名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对敬孔祭祖等礼仪则认为不宜干涉。徐光启、杨廷筠、孙元化、李之 藻列席会议。[周1997,李1998]

1628年(明崇祯元年)，李之藻所编《天学初函》共52卷在杭州刻印。收入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教义与科学著述20种，在明末广为流传。[许1993]

1629年(明崇祯二年)，5月日蚀，钦天监推算失误，而徐光启按西法推算成功。徐 光启受命筹建历局，启用龙华民、汤若望等治历法。[李1998]

17世纪30年代
1630年(明崇祯三年)，天主教深入宫廷，太监庞天寿首先由龙华民领洗奉教；汤若望借为太监讲解天文之机传道，不久陆续领洗40人。几年内宫廷受洗者达540人。耶稣会在明宫廷中的努力因明朝的灭亡而前功尽弃，但在民间的传播却 一直持续到清朝。1632年，天主教传入海南岛。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先后在 这一时期进入中国传教。1638年，全国天主教人数增至3.8万人。至崇祯末年，全国已有13省传入天主教。[周1997]

1633年(明崇祯六年)，罗文藻由方济各会西班牙籍传教士利安当(Antonio Caballero)施洗入教，后成为天主教第一位中国籍神父和主教。[李1998,中1990]

1634年(明崇祯七年)，百余卷《崇祯历书》编成。系由徐光启主持，由传教士龙华民、汤若望等编译，历时7年而成。主要介绍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兼及托勒密和哥白尼。传教士的数理与徐光启的文笔“功力相倚”而成此巨著。李之藻 抱病参与其事，不到半年劳累而逝。[许1993]

1635年(明崇祯八年)，多明我会教士向教皇指控耶稣会对中国偶像崇拜和迷信行为过分宽容，1638年撤回原来的上诉。这是长达百余年的“中国礼仪之争”的 开端。耶稣会士多沿用利玛窦行之有效的传教法，多明我会却认为敬孔祭祖 带有偶像崇拜的异端色彩。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礼仪的某些冲突，本来是 见仁见智，争论中守正不阿的精神也无可厚非；但这种争论却混杂著嫉妒分 争等不良因素，并持续激化，到18世纪初更升级为教廷与中国朝廷之间的冲 突，最终断送了清代的传教事业。[周1997,董1992,中1990,唐1993,王1959, 远1998]

17世纪40年代
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西班牙多明我会来华教士黎玉范(Juan de Morales)专程 赴罗马对中国耶稣会提出17条指控，在教廷引起一场争论。[周1997,董1992,中1990,唐1993,王1959]

清(公元1644-1911年)

17世纪40年代
1644年(清顺治元年)，汤若望和龙华民奉命“依西洋新法”测验天象，改订历法。次年，汤若望修订《崇祯历书》，易名为《西洋新法历书》进呈，顺治皇帝 定名为《时宪历》，下令印造颁行天下。汤若望就任钦天监第一位外国监正(国家天文台台长)，自此耶稣会士负责钦天监成为清朝的传统，持续近200年 。传教活动在新王朝中逐步展开，1650年信徒15万人；1652年北京的新教堂 落成。1657年后，汤若望先后获准邀请传教士约20人分批到各处公开传教。[许1993,周1997,朱1994]

1645年(清顺治二年)9月，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复黎玉范的报告，下谕禁止中国教徒 敬孔祭祖。[许1993,周1997,中1990]

17世纪50年代
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耶稣会特派教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到罗马向教皇报 告教务，阐明礼仪问题。坚持敬孔祭祖纯属中国文化制度的问题，不具有宗 教性质，也不是迷信活动。经过五个多月的辩论，耶稣会在罗马终于获胜。[周1997,中1990]

1656年(清顺治十三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重作裁决，批准卫匡国的建议，指示“按所叙实况，教徒在不妨害根本信仰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参加中国礼仪”。 多明我会对此一决定极为不满，要求教廷答复1645年的禁令是否仍然有效。[许1993,周1997,中1990]

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来华，被派往西 安传教。1660年6月抵北京任汤若望的副手在钦天监供职。[许1993,唐1993]

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明末靠诉讼沽名的杨光先著《辟邪论》，对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兴师问罪，指斥天主教教义及西洋历法之谬误，未能奏效。意大利传教 士利类斯(Louis Buglio)于1662年作《天学传概》为天主教辩护。杨光先于 1663年作《不得以》再次指斥天主教。1664年，利类斯作《不得以辩》进行 反驳。杨光先继续论战，将争论导向政治斗争，引发第二次教难。[许1993, 董1992,朱1987]

17世纪60年代
1664年(清康熙三年)，教传十一省，信徒11.4万人。自入内地以来，耶稣会有教士82人传教，领洗24.6万人，有教堂159座。还有多明我会、方济各会教士30余人在华传教，至1660年领洗3500人。同一时期，共印天主教书籍131种，算书100种，学术及伦理，物理书籍55种。也有教徒刊印的教义著作，如高龙盘的《江南传教史》。[王1959,董1992,周1997]

1664年(清康熙三年)，第二次教难：钦天监历狱。7月，杨光先控告汤若望等三项 大罪：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谬误。是时康熙年幼，以鳌拜为代表的守 旧势力辅政。8月，礼部提审73岁的汤若望。10月，南怀仁、利类斯等锒铛入狱，钦天监信教职官李祖白等被拘捕。因潜谋造反之控毫无凭据，便以邪说 惑众的罪名定汤若望绞刑缓期执行，其他职官革职充军，各省教士拘禁候处 。后碍于先帝顺治对天主教的优容，邪说惑众的指控也不得不放弃。于是传 教士的历算是否正确就成了定罪的关键。杨光先等联名上书指控，数年前顺 治帝幼子荣亲王早夭，汤若望选择殡葬时刻犯了大忌，连累荣亲王生母和顺 治而死。1665年4月，汤若望因“罪同弑逆”被判凌迟，南怀仁等被判杖充。判决次日，北京连续地震5日，鳌拜等人亦畏天意，因请太皇太后定处。太皇太后命开释汤若望等教士。各省解京教士31人(耶稣会25人，多明我会4人， 方济各会2人)获释送广东安插，其中25人被圈禁在广州不准传教。李祖白等5名中国教徒处斩，钦天监30多名人员或革职，或流徙。杨光先有功，升任钦 天监监正。[周1997,董1992,许1993,朱1987,李1998,远1998]

1665年(清康熙四年)，罗文藻受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和耶稣会之托，视察各省修会所辖教务，遍历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山西、山东、湖南、四川及江南 、直隶(今河北)。[中1990]

1668年(清康熙七年)1月，因教难被监押在广州的各修会教士用此机会讨论了40天 ，月底作出一个42款的决议，其中有“恪遵1656年法令”的条款。西班牙多 明我会教士纳瓦雷特(Navarrette)逃到澳门返回西班牙。1676年，他在马德 里出版《中国历史政治宗教论集》，攻击耶稣会的方针。[周1997,王1959]

1668年(清康熙八年)12月，亲政的康熙皇帝命杨光先和南怀仁同测日影，杨光先茫无所知，南怀仁准确无误。后赴观象台实测星象，也是西法为准。南怀仁被 任命为钦天监监副；杨光先因所订历法错误甚多被革职。时人评杨光先“于 步天之学，本不甚深，其不旋踵而败，宜哉！”1669年，康熙为汤若望、李 祖白等昭雪。1670年12月，开释监押广州的25名传教士(其中6人已病死)，送归各省本堂居住，仍不得传教。[许1993,周1997,王1959,朱1987]

1669年(清康熙八年)，罗马教廷发表文告，对1645年和1656年的两通教皇圣谕均予肯定。耶稣会和多明我会各有所持，礼仪之争继续进行。[许1993,唐1993]

17世纪70年代
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南怀仁制成观象天文仪器6件，并著《新制灵台仪象志》 绘图说明。同年，南怀仁升任钦天监监正。1676年，南怀仁任耶稣会中国传 教会副会长，积极要求耶稣会派传教士来华传教。[许1993,周1997]

17世纪80年代
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东正教由俄国传入中国。[唐1993]

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罗文藻上书罗马传信部报告中国教务，并指出：如强令所有传教士宣誓反对中国礼仪，则将有大部分传教士不愿宣誓而离去，并将 失去大部分中国教友；教廷关于禁止中国礼仪的禁令虽具神圣性，但在中国 强制推行，中国教会将有可能毁灭。[李1998]

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和法国传教士 张诚(J.Fr. Gerbillon)在中俄尼布楚谈判中充任中方拉丁文翻译，并为双方斡旋。《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力争平等的条约。[许1993, 唐1993,远1998]

17世纪90年代
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罗文藻任南京教区第一任主教。中国天主教传教事业经受“历狱”和“中国礼仪之争”的困扰，正值多事之秋。罗文藻支撑全局， 极力缓解因中国礼仪引发的各修会之间的矛盾，为中国天主教传教事业作出 了卓越的贡献。[李1998]

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中国数学家在康熙支持下编撰介绍西方数学知识的百科全书《数理精蕴》，收入传教士张诚、白晋(Joach Bouvet)、杜德美(J.B. Jartoux)等人的数学译稿。中国古代数学经历了明代以后数百年的萎缩，在 清代中期复现高潮。但一般而论，康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主要限于宫廷， 鲜有中国学者与传教士之间合作的情形。而明末中西文化交流大多是中国士 大夫和学者与传教士之间自发进行，更有群众基础。[许1993]

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康熙皇帝发布上谕，称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劳绩甚多，并无恶乱行为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准予传教 。至此，由历狱引起的禁教令全部解除。[许1993,李1998]

1693年(清康熙三十二年)，康熙皇帝拨地给法国耶稣会士建天主教堂(即北京北堂)，并亲书“万有真源”匾。同年，派法国传教士白晋返回欧洲征募更多的传教士来华。[许1993]

1693年(清康熙三十二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华传教士颜裆(Ch. Maigrot)，以在 华教务副总理的身份向在华教士发布通令，严禁教徒奉行中国礼仪，并开除 两名耶稣会教士，激起耶稣会的反对。颜裆请教廷重审1656年的指令。[许1993,周1997,王1959]

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年)，中国礼仪之争在欧洲达到高潮，在法、意、比等国引发大辩论。1700年，巴黎大学神学系教授发表宣言谴责耶稣会的传教方针。中 国朝廷对礼仪之争并不知情。1700年11月19日，北京的耶稣会士联名上疏奏 请康熙训谕中国礼仪之真解。30日，康熙指出，中国的敬孔祭祖不过是一种 崇敬的礼节，纪念其过去的善行，并没有宗教性质，“敬天及事君亲，敬师 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耶稣会士李明(Louis de Comte)将 康熙的答复送往罗马。此举更引起反对者的抨击，认为教内问题不应交由教 外皇帝裁决。1704年，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发布上谕，严禁中国教徒敬孔祭 祖。[王1959,唐1993,周1997,中1990,朱1994,远1998]

18世纪00年代
1701年(清康熙四十年)，钦天监历狱以来，40年间受洗教徒增加了一倍以上。全国13行省共有传教士117人，教堂250座，信徒达30万人。信徒中以平民居多， 利玛窦要使中国知识界归化天主的理想，终未实现。[周1997,唐1993,王1959]

1705年(清康熙四十四年)，教皇特使多罗访华，康熙皇帝两次接见。多罗不能迁就中国礼仪，康熙怒而将其逐出北京。康熙规定传教士必须持有朝廷准予传教 的印票并服从中国礼仪，才能在中国传教。多罗到南京后宣布教皇的禁令。 大部分多明我会教士和少数方济各会教士服从禁令，拒领印票而离华；耶稣 会教士和部分方济各会教士，奥斯定会教士则愿意遵守中国法令，接受传教 印票。[王1959,许1993,周1997,中1990]

1706年(清康熙四十五年)，中国教徒黄嘉略定居巴黎，为第一个在法定居的华人。著作有《汉语语法》和《汉法词典》等，为法国汉学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法 国耶稣会士寄回国的大量资料，使法国日后成为19世纪欧洲汉学的中心。[许1993,唐1993]

1708年(清康熙四十七年)，康熙皇帝谕令传教士测绘全国地图。先后参与其事的有白晋等10余人，历时9年。1718年，全图告成，命名为《皇舆全览图》，其规模与质量均居世界前列，当时欧洲各国尚未开展全国性测绘。[许1993,唐1993,王1959]

18世纪10年代
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11月，郎世宁(GiuseppeCastiglione)和罗怀忠(J.Costa) 晋见康熙皇帝，分别作为画师和医师被留用宫廷。当时新来的传教士唯具特 殊技能者才为清廷延用，其他的被留在澳门。郎世宁是一个杰出的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耶稣会士。他以自己的绘画才能服务于宫廷半个世纪，以换取 皇室放宽对传教活动的限制。1729年，他帮助年希尧完成《视学》一书，是 中国第一部关于西洋绘画透视法的专著。[许1993]

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颁布《自登极之日》通谕，宣布传教士不得重提中国礼仪问题，并令在华传教士必须宣誓遵守禁令。次年八月 禁令传到广东后，多数传教士因服从禁令而离开中国。1717年4月16日，康熙下旨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除礼仪之争外，康熙禁教也有政治上的考虑，防 范传教士在内地散布不利于其专制集权的思想。但康熙末年以后的闭关锁国 使中西文化交流中断，尤其是西方新兴的科学和工业革命不为中国所知，影 响中国近代史甚巨。[王1959,许1993,周1997,中1990,李1994,远1998]

18世纪20年代
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教皇第二位特使嘉乐访华，希望说服康熙同意教皇禁令，继续允许传教士传教。皇帝多次接见嘉乐，但在礼仪问题上有分歧。康熙 坚持中国礼仪不容他人干涉，遂下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 可也，免得多事”。嘉乐离京后，在南京发表文告，提出“八项准许”，对 中国礼仪的态度有所松动，企图缓和传教士间在礼仪问题上的争端。但各教 区、各修会仍各行其是，争论如故。1742年，教皇本笃十四世颁布通谕，重 申1715年禁令，废除“八项准许”，并以服从此项禁令为入教条件。至此， “中国礼仪之争”止息。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大受影响；知识阶层再难入教 ，教徒往往被摈弃于家族、社会及仕途之外。[王1959,许1993,周1997,中1990,远1998]

1722年(清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卒，雍正继位。1724年，雍正下令取缔基督教，限各省传教士半年内离境。除少数直接为宫廷服务留在北京外，各省教士50多 名，包括耶稣会教士37人，连同5名主教一齐被驱逐出境。1732年，齐集在广州的35名教士，也被赶到澳门。[许1993,周1997,王1959]

1723年(清雍正元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 Ripa)率4名中国青年教徒返欧， 1725年抵意大利。马国贤在那不勒斯创立圣家书院，培养华籍教士，兼收准 备往远东传教的欧洲教士。至1868年书院被政府没收止，先后有106个中国人在此受教。[许1993]

1726年(清雍正四年)，中俄恰克图谈判，法国传教士宋君荣(Antoine Goubil)和巴 多明(D.Parrenin)任中方翻译。1729年，北京开班培训外交人材，宋君荣和 巴多明教授拉丁文。[许1993]

18世纪30年代
1738年(清乾隆三年)，被雍正驱逐的耶稣会士桑*白多禄(Petrus Sanz)潜回福建 省福安县传教。1746年，与其他四名传教士一起传教时被告发，押解福州。 福建巡抚坚持严办，桑主教及四名传教士被杀。[李1998]

18世纪40年代
1742年(清乾隆七年)，教皇本笃十四世发布《自上主圣意》谕，重申1715年的禁令。乾隆则下诏重申禁教。[李1998]

1748年(清乾隆十三年)，多明我会士黄安多(Henriquez)、谈方济(Attimis)被控“散布邪说，煽惑良民”，在苏州被处绞刑。教徒受株连者甚众。[李1998]

18世纪70年代
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解散耶稣会。两年后命令传到中国，一些耶稣会士决定留下来继续服务。在迄止于鸦片战争的百余年禁教期间 ，内地教务皆由中国神父主持，信徒也多有矢志不移的，如皇室苏努全家信 教，至死不背。第三次传入的基督教余脉尚存，为以基督教新教入华为起点 的第四次传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许1993,唐1993,周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