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被誉为敦煌的女儿，敦煌的守护神。曾经是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研究员。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甘肃敦煌学学会会长、西北师范大学敦煌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兰州大学历史系历史文献专业博士生导师等。2009年，被评感动中国人物。
从西安转机，刚上摆渡车，就看到有个三十多岁的女士张罗找座位。随着女子的视线，我看到了站在扶杆边的樊锦诗。
樊锦诗身材娇小，头发花白，温婉安祥、衣着简单、普通。如果不是在电视上见过，这么低调的她，可能不会引起注意。
听到女士与让座的男士聊天，知道樊锦诗并不认识她。
樊锦诗老人这么受人尊敬，爱戴，缘于她五十余年的对敦煌的坚守，对敦煌的爱。
………………………………………………………………………………………………
从青春少女到满头花发，她说既然来了，就干点什么吧。这一干，就干了五十多年。
樊锦诗1938年7月出生于北京，成长于上海。上中学时，历史课本上有一段莫高窟的介绍，她被莫高窟深深吸引了。实习时，就是抱着看看莫高窟的想法，来到了敦煌，但只看了一眼，就彻底被迷住了。
那时的敦煌研究院只有一个手摇电话，通讯不便，还没有通电，生活非常艰难，住的差，环境也差。她住在莫高窟旁边的破庙里，晚上用蜡烛或手电筒照明，上厕所都要跑很远的路。有一天晚上，出去想上厕所，结果看到一双绿幽幽的眼睛，吓得她一晚上都没敢再出去，结果第二天，别人说那是一头驴。
196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她被敦煌研究院点名要来。她与恋人彭金章一个被分配到敦煌，一个在武汉，曾约定3年后，樊锦诗离开敦煌就结婚，可敦煌研究所一直没有回复。1967年，樊锦诗获得假期，去武汉与彭金章结婚，从此夫妻俩开启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
在那个交通不便利的时代，异地夫妻的生活更是难上加难。
当在武汉的彭金章接到电报，大儿子要出生，匆忙挑着给孩子准备的被褥、衣服赶到敦煌时，孩子已经光着屁股等衣服穿了。因为孩子太小，所以留在樊锦诗身边，但她工作又很忙，常常只能把孩子留在宿舍。让她放心的反而是每次下班听到孩子的啼哭声。
在二儿子来临时，她就把大儿子托给老家的姐姐照料。长久不能回去看孩子，当5年后，去姐姐家接大儿子时，对躲在门背后的儿子，她竟然不认识。
敦煌的条件十分艰苦，面对这样的环境，“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她说真没想过要坚守一生。当初学校答应三年后放她回去，可一个三年，又一个三年过去了。
在敦煌呆得越久，对石窟也越来越有感情，发现还有许多事情还没做。想走又舍不得，心里很矛盾，后来彭先生为了支持她工作，也调到敦煌。这位迟来的敦煌女婿，对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做出了突破性的发现，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到735个。
………………………………………………………………………………………………
“莫高窟是唯一的，敦煌值得我认真”。凭着对敦煌艺术的一腔热情，为了永远的敦煌，永远的莫高窟,她付出了最实在的努力、最刻苦的坚守
樊锦诗在敦煌研究院，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她将守护石窟，守护敦煌文化当成自己这一生的责任。
敦煌莫高窟地处沙漠干旱的恶劣环境中，风蚀和沙尘危害严重，窟内壁画恶化严重。她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等13项文物保护工程，独创了一套新型砂砾岩石窟崖体裂缝灌浆、风化崖面防风化加固的材料、工艺和技术，使莫高窟文物保护环境得到改善，本体病害和损毁得到遏制。
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带领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中不断摸索，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
首次提出国际合作，利用先进技术监测洞窟环境，抵御沙漠侵袭。
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她积极开展文物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成功解决了敦煌石窟研究和保护的有关难题。
她牵头起草的《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成为甘肃省第一部为保护一处文化遗址作出的专项立法。她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集中展示了敦煌石窟百年研究的成果。
她规划出新世纪敦煌文物保护与利用的蓝图，首次提出了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护和展陈利用的构想并付诸实施。
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保护石窟和研究敦煌文化上她不遗余力，对与保护莫高窟相悖的事件也竭尽全力阻止，为数字莫高窟尽心竭力
在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伊始，为阻止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明确表示，“洞子不能卖，我不能成为千古罪人。”
为此，她四处奔走，找遍了有关部门，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不断强调石窟保护的重要性。
她说“如果敦煌也捆绑上市，国家文物局就关门吧，我这个院长的帽子也还给你们。”最后这场捆绑上市的计划终于没有进行。
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增加，莫高窟在拉动经济，满足海内外游客的文化需求的同时，饱受有形无形损耗。
游客增多使洞窟内的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不断变化，会使窟内壁画、文物加速退化。
她清醒地意识到，参观莫高窟的人会越来越多。守护敦煌需要保护，也需要解读、研究和传播。在保护的中间合理的开发，合理利用，在利用中间坚持保护。
一次去北京出差，樊锦诗听人说到了数字化，在了解了计算机的先进技术后，樊锦诗豁然贯通：“任何有形的物质都将归于无形。无论我们怎样努力，都只能延缓莫高窟的衰老，数字技术也许可以将洞窟的详尽信息完整地保留给后人。”
2003年，樊锦诗提交了一件《关于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的提案。以解决三大矛盾：
日益增长的游客数量与容量有限的莫高窟洞窟极限承载量之间的矛盾；
游客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和渴望了解更多敦煌莫高窟历史文化艺术知识的愿望与传统的仅限于进洞讲解接待模式之间的矛盾；
蓬勃发展的旅游业与莫高窟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
提案提交后，经过反复的技术验证和调研，2007年底，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批准正式立项。2008年底，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
2014年8月1日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对外开放。游客到莫高窟参观前，先领略一场艺术数字电影，再入洞窟实地游览。
数字中心采用数字技术，通过拍摄测绘、拼接等技术手段，获得一批高清和可矫正的影像资料，用球幕电影展示洞窟全景，比入洞参观看得更清晰。
游客听过视频讲解，能更好地感知敦煌的历史和美感，也减少了在洞窟参观的时间。
莫高窟单日游客最大承载量由3000人次能增加到6000人次，达到文物保护和开放利用的双赢。
………………………………………………………………………………………………
她说：“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句：我为敦煌尽力了。”
余秋雨在描述莫高窟时这样说过：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
从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到如今的敦煌研究院，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一代代莫高人，怀着一种对学术的单纯与执着，用一生的坚守，保护着敦煌石窟，让敦煌文化始终活着，让敦煌传说永久流传，成了他们一生的使命，一辈子的责任。
五十多年来樊锦诗“简单相信、傻傻坚持，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要把事当一回事。”想着、念着的都是敦煌，都是保护好敦煌文化。
反思我们，没有单纯做好一件事的坚持，总会是小事不愿做，大事做不了。还总要给自己找借口，以饶恕不愿意坚持下去的由头。太把自己当回事，把事不当回事。
没有谁的付出不值得，没有谁的的恒心和坚持不勇敢。想的太多，做的太少，想要的太多，付出的又太少。是我们与老人家思想上差距和行为上的鸿沟。
当被问及一生的成就时，樊锦诗只是说;“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谁？那不是我的荣誉，那是敦煌的荣誉。”
这个受人尊敬、爱戴的老人，不位高权重，不腰财万贯，她说“人这一辈子，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能为他做出一点事，那么这一辈子就算没白来在这个世界上”
岁月在她的身上沉淀出恬淡如菊的清香，优雅淡然，温文尔雅。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