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携残酒”与“重扶残醉”：语言也有共同体

当年鲁迅先生在论及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感情时曾说：“焦大不会爱林妹妹，美国的石油大王怎能理解北平捡煤核的老妈子的艰辛”——诚哉是言！阶层的固化造成了不同阶层间的隔阂与冷漠，难以互相交流，乃至于形成“老死不相往来”的格局。

不同阶层所不能互相理解不能互相交流又岂止是感情，连表述感情的语言也因群体、地位不同有自己的适用范困，是谓语言共同体。

当某先生把“先挣它一亿”当成小目标时，他只能与“每月挣几百亿并不开心”的人结成语言共同体——因为中国绝大部分月薪二千到五千RMB的人要挣够人家的一个小目标也需要一千八百年到三千三百年，如果一生中能有五十年劳动赚钱的时间，则需三百多人到六百多人一辈子也达不到这个小目标——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人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让那些话当耳旁风吧！“重携残酒”与“重扶残醉”：语言也有共同体

再看宋高宗改写愈国宝词亦是一例：

话说南宋淳熙年间，太学生俞国宝才高八斗，且落拓不羁。一日在杭州西湖断桥附近的一家酒肆畅饮，醉后兴起，信手挥笔书写《风入松》一词于屏风。

词曰：“一春常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 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得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一个潇洒倜傥的青年才俊形象活脱脱跃然纸上。

时隔数日，高宗皇帝心血来潮，西湖游玩，驻足小酒肆。看到屏风上的词句，先做沉思状，然后大加赞赏“既道出了杭州西湖人间天上的富贵繁华，又道出词人豪兴——此乃何人所作？”随从答道：“太学生俞国宝饮后醉笔，一介狂生耳。”

高宗笑道：“这首词写得不错，但那句‘明日重携残酒’太寒酸了，难道没有买酒的钱？我给他改成‘明日重扶残醉’，意境就会大大的不同了——这样吧，他没钱买酒，先给他一个官儿做，让他用俸禄买酒，免得再如此寒酸。”

皇上一高兴，结局就是喜剧了——于是乎俞国宝从此步入仕途。

此语只应天上有！“重携残酒”与“重扶残醉”：语言也有共同体

小故事折射大道理：

“重携残酒”与“重扶残醉”相比确实大不相同，前者确实显得很寒酸——但应该是俞国宝真实境遇的的写照。

俞国宝的身份是太学生。宋制：八品以下官吏之子和庶民之俊秀者可以入太学（当时的大学）。俞国宝虽然不是寒门子弟，但也不是显贵家世，手中的酒钱看来也不是非常丰富，虽然可以偶尔逛逛酒肆青楼，但也没有能力进行奢侈消费——可以说正因为其手中的银子不是那么富裕，所以才不得不“重携残酒”，如此写来倒也很符合特当时的身份地位。

把“重携残酒”改成“重扶残醉”，由“青楼酒肆偶相顾”到“日日笙歌日日醉”，的确没有了寒酸之气，然而这话只能出自一国之君或达官显贵之口而不能出自只是一名身为太学生的青年才子之口，同样，高宗皇帝也很难理解“重携残酒”的无奈。

​

“重携残酒”与“重扶残醉”：语言也有共同体

​

这说明，语言也是有他的适用范围，换言之高宗皇帝和俞国宝在当时还不属于同一个“语言共同体”——一个人说什么话，做什么文章，写什么诗词，多数的时候（作秀除外）是被他的身份地位和思想感情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