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独立以来，马达加斯加经济发展长期处于极度落后水平，众多的民众抗议、几次存在争议的选举和多次政治危机使经济状况更为恶化。2002年选举后上台的总统拉瓦卢马纳纳的一系列对外引援和开放政策使得马国的经济有所起色，并在2004年成功连任。但这位有一定指导经济建设能力的总统却在2009年初爆发的政变中被推翻，这一“怪像”不免令人疑惑。
不同于“民主制度的失败”、“总统和反对派矛盾的激化”一类的传统解释，本文从制度层面深入探究了造成“失败”、“矛盾激化”的深层原因——来自祖先和部落的精神上的拉力引起了马国人口和资源流回地方部落的一个过程，现代管理体制在地方层面又引发了部落崩溃、人们由集体变为个人的另一个过程，这两个过程在形成了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和互动的循环过程，似乎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部落的崩溃反映扁平组织遭到破坏，地方化则削弱了科层体系，在两大过程的循环之下，科层体系与扁平组织的相互破坏，带来了整个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碎片化，固定和规范的利益集团不复存在，不同政党和民众的利益更加复杂难辨，在整个社会层面为政变的爆发埋伏了一个大大的隐患。对此，既可说科层体系和扁平组织的冲突引发了09年政变，也可说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引发了09年政变。
最后，马达加斯加民众对历史事件尤其是政治斗争的记忆也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倾向和行为偏好，并在09年的政变中被反动派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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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介绍
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是一个位于非洲东南部近海的印度洋岛屿国家，邻近岛屿包括东面的留尼汪和毛里求斯，以及西北方向的科摩罗和马约特，西面的莫桑比克是距马达加斯加最近的大陆国家。马达加斯加国土面积为59万2800平方公里，人口2300万，人均GDP仅有950美元，属于贫困国家。
公元前350年到公元550年间，南岛民族从婆罗洲乘浮架独木舟前来，马达加斯加开始有人类定居。公元1000年左右，班图人穿越莫桑比克海峡移居此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多个族群陆续前来当地定居。马达加斯加岛曾长期由零散的社会政治联盟统治。
从19世纪开始，岛上大部分地区都由一系列的伊默里纳贵族统一成马达加斯加王国加以统治。1897年，该岛成为法兰西殖民帝国的一部分，君主政体随之土崩瓦解，之后一直到1960年才获得独立。独立后的马达加斯加称为共和国，先后经历了四大宪政时期。
1992年起，该国开始正式由以首都塔那那利佛为中心的宪政民主政体统领。但是，经选举上台的总统马克·拉瓦卢马纳纳在2009年的民众起义中被迫辞职，总统权力于2009年3月移交安德里·拉乔利纳，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此举乃是一场政变。2014年埃里·拉乔纳里马曼皮亚尼纳当选新任总统，但国内政治形势仍未稳定，国会和总统的斗争仍在持续进行。
二、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对2009年马达加斯加政变原因的一种解释
自1960年从法国独立后，马达加斯加的政治过渡先后伴随着众多的民众抗议、几次存在争议的选举、一次弹劾、两次军事政变和一次暗杀。岛上经常出现长时间的政治危机，这无论是对地方经济、国际关系还是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存在不利影响。
最近的一次政治危机始于2009年初，首都市长安德里·拉乔利纳主导的一系列反对时任总统拉瓦卢马纳纳的抗议活动及由此引发的军事政变。本文拟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探究马达加斯加09年政变的原因，试图说明此次政变源于马国的制度演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本文的意义在于通过探究民主制度在马国的失败的具体的社会现实原因，丰富对社会基础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的理解。
本文中，“现代”指的是马国建立的半总统代议民主多党共和制的现代西方政治体制。“传统”则是指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以一定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以部落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正是部落社会结构与相待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协调和矛盾。
1.部落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制约
“黑非洲历史文化传统诸要素中，以对部落或部族的片面政治认同和忠诚为核心的部落政治文化是十分突出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共同政治文化的诞生和民族一体化的形成，是导致政治不稳定、阻碍政治发展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因素。马达加斯加正是如此。
在马达加斯加，由于境内多山，内陆交通不便，部落社会长期处于相互封闭、隔离的状态，这使得属于同一部落或部族的人们怀有强烈的集团意识，强调对本部落本部族的认同与忠诚。这种部族主义倾向于排斥其他部族，将对国家的忠诚于认同置于次要地位。它不利于统一的国家意识的形成和共同政治文化体系的构建。 这种来自部落的对国家的离心力在马达加斯加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Rethinking Ancestors and Colonial Power in Madagascar》 一文中作者通过考察马达加斯加Karembola和Betsimisarak两个地区部落宗教仪式在殖民时期及后殖民时期的变化，指出对祖先的宗教仪式从根本上是一种对力量和权威的安排。
在殖民时代，对祖先拥有的力量的崇拜与对殖民者展示的力量的感知交织在一起，一方面使得传统仪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体现出了一些殖民者行为和力量的象征，另一方面也产生一种对外国佬的排斥并成为了反对殖民势力的潜在作用力。
在后殖民时代，仪式中新融入的殖民象征反而使当地祖先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使其可以将国民经济中的人力和资源抽离出来并使其回归地方的控制（表现之一是大量居住在马达加斯加首都Tamatave的Betsimisarak人带着他们已经得到钱回到了他们原住的村庄并将自己的全部奉献给家乡和祖先）。
祖先和部落的拉力使得独立后因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受到部落之外的挣钱机会的吸引而离开家乡外出的马达加斯加各地土著重又回到了自己出生的那片土地过着相对原始的生活。这种以部落为单位的再地方化的趋势使得国家社会破碎化并失去流动性和活力，在政治上表现出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利益集团的地方化，选民团体以部落为单位形成不同的支持者，造成和加剧了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矛盾；
二是降低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尤其是离首都较远的部落，因为交通的落后，这些部落会更倾向于回归原始的部落生活而在客观上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疏远。
这样，在现行的西方选举制度下，马达加斯加的政治便成为了靠近首都的或较开放的部落和利益集团间互相斗争的舞台，从而造成了政治局势的混乱，党派间、国会和政府间的倾轧不断。
2.部落的崩溃与难辨的群体利益
由于选举制本来就是解决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权力分配的制度安排，所以如果只是利益集团的地方化、部落化也不一定会造成马达加斯加政局的长期、剧烈动荡。如果各地方部落能够相对理性和克制地在选举制下展开竞争，虽难免政府与国会、国会内部各党派间的矛盾和冲突，但未必会严重到爆发有军队介入的政变的地步。因此，将分析定格在部落这一单位，解释力明显有限。
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分析部落的内部情况。实际上，在权力和资源不断回归地方部落的趋势的另一面，还存在着部落本身的崩溃这一趋势。
《The Collapse of the Rural Malagasy Community》 一文中，作者提出，虽然马达加斯加地方机构的实力和坚实的社区（community）参与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政治决策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作者在马达加斯加南部地区观察到了部落生活的危机。
作者观察到，部落里的人们不再在一起耕种、庆祝、商讨事宜、甚至是举行丧葬，人们变成“孤身一人”。作者将此称之为部落的崩溃。并且作者认为，这一现象存在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甚至是引发政治危机的可能。
可能的解释是，由于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行政系统或称之为科层体系逐步取代了旧有的地方决策机构的位置，但由于部落政治的传统以及政府管理的低效，使得现在的地方管理显得松散和混乱。再加上严峻的经济形势 ，原始的部落内部人们互相协作的生活传统逐渐被侵蚀了。
这就产生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位学者在观察马达加斯加时发现权力的部落化趋势，而另一位学者观察到的却是部落的崩溃趋势，如果我们不认为两位学者中有一位的观察出现严重偏差的话，这似乎就成为了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
本文认为，虽然现代行政管理体制在不断改变传统的部落生活，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部落文化在观念上的影响仍未完全消解（甚至由于反殖民的成功而有所增强），所以来自祖先和部落的精神上的拉力主导了人口和资源流回地方部落的过程，而现代管理体制却在地方上主导了部落崩溃、人们由集体变为个人的过程，而且这两个过程又形成了时间的先后顺序和互动的循环过程，从而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如果引入科层体系和扁平组织的概念的话，可以将此简单解释为，祖先崇拜、部落归属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再部落化破坏了现代行政管理体制建立的科层体系；另一方面，现代行政管理体制又扮演了破坏传统部落生活中形成的扁平组织的角色；由此，科层体系和扁平组织非但没有相辅相成反而互相破坏并陷入了一个“剪不开理还乱”的恶性循环。
最后，科层体系与扁平组织的相互破坏带来的是整个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碎片化，社会中既不再有“条条”，也不再有“块块”，人们变成一个个孤独的“无头苍蝇”，政治上不再存在固定和规范的利益集团，人们随着自己利益、偏好的改变而不断变换立场和阵营，至此我们便很难分析出社会上某一群体的利益具体是什么，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难辨的群体利益”。
在这种混乱的状况下，个人更容易受到某些政治人物的煽动从而失去理智并制造出一些过激的举动，由此便产生了长期的政治动荡和发展到极端程度的政变。
3.政治记忆塑造个体间不同的政治偏好
以上是从制度层面对马达加斯加2009年政变的原因进行解释。这里，我们依然可以从在个体层面——个体间利益诉求的多样化进行分析。这里，我们将不从传统的经济利益、权利诉求等角度进行分析， 而是从个体不同的政治记忆角度加以考察。这里的政治记忆是指个体的民众对于历史上发生的政治事件的记忆。
在《Malagasy and Western Conceptions of Memory: Implications for Postcolonial Politics and the Study of Memory》 一文中，通过考察1992年和2002年马国大选期间，位于东海岸的普通村庄Ambodiharina和首都Tamatave的投票情况，作者发现不同年龄段以及相同年龄段内的人们对1947年反殖民暴乱和1972年种族暴乱的记忆（包括有无）影响到他们对候选总统的选择（因为在同一事件中人们的经历不同，而且事后的记忆也会存在差异）。
由此，作为一个“记忆”理论的生动案例——马达加斯加民众对历史事件尤其是政治斗争的记忆会影响他们的政治偏好并在之后的政治事件中表现出来。民众对于1993年和2002年两次政治危机的不同记忆在反对派领导人拉乔利纳首次公开反对时任总统拉瓦卢马纳纳后爆发出来，记忆和偏好使一部分民众响应反对派领袖的号召展开群众集会并爆发了规模不同的骚乱，在乱局之下，反对派趁机发动了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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