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拙著《找寻真实的民国：南京政府那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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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已经打定主意要“分共”，当他结束了郑州会议返回武汉后，他在加强长江防务、准备讨蒋的同时，也加速了“分共”的步伐。
不过，基于汪的为人，以及苏俄、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以及叶挺、贺龙等人所控制的革命武装，所以武汉方面采取的是“和平分共”的政策——这其实很不现实的，只是让武汉方面多了些道义的资本；因为这毕竟是两个都要搞一党专政的政党，何况还有苏俄欲控制中国的野心。
根据郑州会议的决定，汪首先解除了鲍罗廷顾问的职务，接着又逼迫武汉政府中任劳工和农政部长的苏兆征、谭平山辞职，并认可了6月5日发生的朱培德在江西“礼送”共产党出境的举动。同时，汪又通过召开会议，要国民党方面的党政军要人们拿出分共的办法，尤其是要唐生智、张发奎等人在军队中留心防范不测事件的发生。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汪认为分共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便在7月14日夜不顾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的反对，悍然举行分共会议。鉴于共产党方面及国民党左派的激烈反应，汪又提出警告道：“再这样乱闹，莫怪我们翻脸了……再要闹，只好捉人了。”【11】
就在武汉方面为要不要采取武力而犯难的时刻，8月1日，南昌的一声枪响，终于打消了他们在道义上的顾虑……
在此之前的7月27日，鲍罗廷已经被礼送出境。
由于斯大林作为苏俄的党的化身，自然是绝对不容置疑的；由于鲍罗廷是斯大林中国路线的执行者，所以他没有被追究责任。最后，经过苏俄方面仔细的“研究”，最终确定陈独秀是主要责任人，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陈一手造成的（陈自1927年以后基本不再具备多大的政治影响力，还一度专治声韵学）。
为了明哲保身，鲍罗廷沉默了很多年，他不但已经靠边站，而且深居寡出，终于幸运地熬到了二战之后。他有时也谈到中国，但是又不敢写书，他后来一度担任《苏联电影》英文版的编辑，与崇毛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度过从甚密，这引起了那位红色沙皇的极度不满，于是苏俄方面便一手炮制出了一桩“间谍案”，将鲍罗廷打入其中（朝鲜战争之前斯大林对毛一直不信任，因为毛的上位不是经莫斯科授权的）；又由于在战后苏俄境内掀起的反犹风潮，所以作为犹太人的鲍罗廷只有死路一条。
1951年5月29日，鲍罗廷最终死于雅库茨克附近一个最残酷的集中营，此时距离他被捕已经两年有余。
与鲍罗廷等人一起被驱逐的，还有邓演达等几十人。
邓演达在武汉期间，身负党政军各种职务，工作非常繁忙。他心脏不好，但是仍然蓬首垢面地日夜操劳，身边的人甚至外国记者都非常感动。但是冯玉祥考虑到邓激烈的左倾立场，于是就给汪写信，要邓辞职。
邓眼看大势已去，为了来日再起，只好化装出走，跟随苏俄顾问一起到了莫斯科。他辞职后职务大部分被陈公博接任，陈不是个有力的人物，可谓形同虚设。因此由于他的出走，产生了一系列的不利影响，曾出任独立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包惠僧为此回忆道：
武汉政府失去了一个邓演达，就是倒了一个有力的支柱，在军事方面就不能掌握第四军、第十一军，第四军、第十一军没有邓演达的政治领导，也不能发挥什么作用，而军事上的一切只有听从唐生智摆布。在政治方面，再没有人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只有让反动派抬头，让国共分家。在社会方面，国民党人没有哪一个比邓演达得人心，能联系群众。（《包惠僧回忆录》）
此前，莫斯科是看好汪的，所以不重视扶邓。邓是赞成土地革命的，本来可以与共产党长期合作，只是他的思想是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折中，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还很远。故而，未能引起苏俄方面的高度兴趣。
邓到了莫斯科后，为了有所补救，斯大林竟准备将邓宣布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是被邓演达拒绝，因为他始终都自认是一位国民党员。由于惹恼了那位暴君，他不久只得避走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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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人”，这话既不是蒋说的，也不是汪说的，而是出自于桂系军阀陶钧之口，参见郑奇《腥风血雨的一九二八年》，《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1辑。
中共是最革命的，容不下半点妥协，面对国民党方面的清党举动，他们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此选择了反戈一击。
长期以来，张发奎出于个人意气，与中共分子的关系还算不错，据陈公博说：张最喜欢别人恭维自己，北伐时期他的战功极大，“于是共产党认定他是一个目标，在武汉时候整日对他恭维和称颂”；邓演达既擅长理论讲演也善于拉拢，他对张也极力拉拢，以至于使张“以为他并不是被共党包围，倒以为他可以绝对指挥共产党”【1】。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张发奎根本不晓得这潭水究竟有多深。他在政治上比较单纯，此时他还不能完全理解中共的组织、理念和性质，他眼见中共分子都非常革命、非常英勇，所以对于分共一事是非常矛盾的。在张看来，中共分子一般都是知识分子，普通士兵之中是很少的，所以不难控制；而且他同叶挺等人的关系很好，他不反对共产党个人，“我以为我能够感化他们，至不济，我想他（叶挺）会离开部队。”【2】
“他到底是国民党的一员，如果遵令分共，对于他每天所听的理论的确有些矛盾，而且许多共党还是多年的袍泽。向华于是便有点妙想天开了，他想以共党护法自居，把一切共党都搜罗在军中，企图带至安全地带，而同时更希望一班共党都歙然的听他命令，对他拥护到底。”【3】陈公博为此分析道。
对于武汉政府的东征主张，张发奎是不大赞成的，因为攻占了南京还达不到他做中共护法的目的。碰巧这个时候他接到了李济深的来信，李不希望看到南京与武汉方面鹬蚌相持，所以暗地里派人至武昌和九江，劝张向华带兵回广东休养。
李任潮的这一提议正中张的下怀，当他的部队刚刚到达九江时，他便正式向武汉方面要求带兵回粤。面对这种拆台的举动，汪似乎也可以理解，只得顺从了张；随即张又要求留在南湖学校的军官学生都编作他的教导团，以备带回广东，汪也成全了他。陈公博提议派余恺湛做张第二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则被张拒绝。
此时东征已是箭在弦上，长江以南的军事，武汉方面只好交给程潜来担纲。就在陈公博率领政治部人员在汉口准备东下时，突然传来了在南昌的贺龙、叶挺部“叛变”的消息……
面对风云突变的形势，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于7月中旬做出决定，要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发动秋收起义的同时，联合张发奎部打回广东去，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在苏俄的支持下重整旗鼓，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以同南京、武汉方面分庭抗礼。
当时，第二方面军中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叶挺部、暂编第二十军贺龙部、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李汉魂部，或为中共所掌握，或受中共较大影响，因此有望说服或者迫使张发奎就范，给他来个“黄袍加身”。
武汉政府的东征军以唐生智为总司令，他们一路由九江、湖口进攻江北的安庆，一路由赣东进攻浙江，一路由鄂东进入皖北，三路并进，准备攻取南京。7月下旬，准备南下广东的第二方面军陆续到达江西境内。
有鉴于张发奎的挺汪倾向，中共对于争取张已经感到无望，因此到了7月24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中共高层在九江开会决定，将中共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尽快集中于南昌，于28日举行南昌暴动，暴动成功后，自行率主力前往广东。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暴动被推迟。时在武汉的张发奎综合种种反常的迹象，已判断出军队中有异常，因此决定于8月1日前往南昌坐镇。
在30日上午的中共前委扩大会议上，张国焘认为张发奎的倾向举足轻重，他认为“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4】，他还拿出了尚方宝剑——此前共产国际的电文指示：“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不可举行南昌暴动。”
但是，在周恩来等人的坚决主张下，亟不可待、孤注一掷的暴动大计被确定，时间就定在张发奎到来之前的8月1日凌晨4点。
由于发现有人告密，南昌暴动的时间被迫提前到了8月1日的凌晨1点。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两万余人的起事部队全歼六千余人的南昌守军，顺利占领了南昌城。
张发奎对于共产党是乐意庇护的，但离开他的军队别树一帜，再非他所能容忍。他闻得暴动消息之后，立即同李汉魂等人乘车前往南昌，“希望以郭令公（郭子仪）单骑见回纥的姿势，把他们镇压住”。
可是当他们一行人行至德安时，前面有张的军队堵住，不肯让火车通过。张气极了，亲自下车，喝道：“我是张总指挥！”没想到，堵住火车的兵士说：“我不认识张总指挥，只认识我们同志！”事实上，这部分人就是倾向于中共的。
张还想开口训斥对方，可人家已经架起了机关枪，这一回总算老张识相，只好乖乖后退。据说他们后来遭到了一部分起事军人的枪击，最终以跳车逃命收尾【5】。
不过，为了争取广大暴动官兵及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的支持，在南昌暴动胜利后的当天上午，推举产生了由宋庆龄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张国焘的提议下，张发奎、黄琪翔等人也被列名其中。
既然说服不能凑效，张发奎只好采取了暴力镇压措施。在武汉方面的配合下，围剿行动迅速展开。
8月7日，张军夺回南昌。当时叶剑英的身份还没有暴露，他是不久前刚刚秘密加入中共的，在叶参谋长的建议下，张发奎没有立即尾追“叛军”，而是放他们到东江；这样一来李济深就要调兵去打，造成广东空虚，而第二方面军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到广东，也方便下一步控制住粤局。
恐慌之余的李济深得到了身在广西的黄绍竑的支持，而且蒋系的钱大钧部尚留驻广东，一时间，就形成了粤、桂、蒋三方联合镇压起事部队的局面。如此一来，也就增加了第二方面军控制粤局的难度。
8月底，经过瑞金、会昌等战役，起事部队三战三捷，得以于9月中旬进入广东，然而其力量也被迫分散。相反，钱大钧、黄绍竑等部却获得了三个师的增援，他们利用大好时机对起事部队各个击破，最后，起事部队被打散：一部千余人退入海陆丰地区，成为创建海陆丰根据地的主力；另一部在朱德、陈毅带领下，辗转至江西井冈山，与毛泽东所率领的秋收起事部队成功会师，时间是1928年4月。
朱、陈部在上井冈山之前，据龚楚在《我与红军》一书中说：“叛军”溃散后，朱德率部加入了驻扎于韶关、名义上归李济深指挥的范石生部，朱与范是云南讲武堂时期的同学，范出于情意庇护了朱，任命朱（化名“王楷”）为第十六团团长，也收编了朱的千余败卒。
实际上，如果不是朱培德与朱德的特殊关系，南昌暴动也很难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朱培德冒着极大的风险把共产党人朱德、郭沫若迎到南昌，任命朱德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在清党初期，朱培德礼送了大部分共产党人出境，但对留下的朱德，作为老同学、老上司的朱培德仍像从前一样信任。甚至在7月下旬，朱培德在已觉察到朱德、贺龙、叶挺等联系密切、必有重要举动的情况下，不仅不控制朱、贺、叶等人，反而差遣手下干将、亦为朱德同学的王均到遂川掌握部队，自己则向蒋总司令请假上庐山疗养，南昌的军政要务统由朱德处理。如此一来，在客观上为南昌暴动提供了方便条件。
南昌暴动之外，令张发奎也比较郁闷的一件事，便是蔡廷锴的乘机溜号。
当初，蔡廷锴没有前去追随陈铭枢，是中途被张发奎劝下的，张任命蔡为自己手下的六个师长之一。为了向张总指挥表忠心，高佬蔡有一次竟把陈铭枢派去运动蔡部的人给毙了，结果这一招还真把张总指挥给迷惑住了。
好汉不事二主的老蔡的目的，无非是找个合适的机会全师而退，东下投奔陈铭枢，毕竟将领的生命就在于自己的基本部队（这个第十师，正是未来因抗战扬名的十九路军的基础部队）。为了脱离第二方面军，老蔡便带着队伍加入了南昌暴动部队，一俟大部队退出了南昌城，老蔡立即率领他麾下的第十师（还兼并了其他师的两个团）脱离东去，在到达进贤县时将混入的中共分子礼送离队【6】；此时其他部队中也有部分人员离队，以至于南征部队力量大为消弱。
老蔡记恨于张发奎当初差点毁了自己的“清白”，所以行伍出身的他一旦踏上自由之路【7】，便立即打电话用广东粗话把张骂了个狗血喷头。可惜不凑巧的是，蒋下野的消息于几天后传来，陈铭枢与蒋共进退（后随蒋去了日本），蔡一时间进退失据。幸好此时蒋光鼐受蒋及陈委派，辞去二十二师师长的职务，携款10万元与蔡部取得了联系；经过二人计议，准备经福建南下广东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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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公博《苦笑录》
【2】《张发奎口述自传》
【3】陈公博《苦笑录》
【4】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5】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命令开枪做示威性扫射的是聂荣臻。
【6】在《蔡廷锴自传》中，蔡在进贤召开了营长以上会议，很多人表示张发奎比较糊涂，还是摆脱他为妙。
【7】很多资料上说蔡廷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步科，事实上他只不过在1920年前后入护国第二军陆军讲武堂学习过一年，书香门第出身的蒋光鼐倒曾进过保定军校。《张发奎口述自传》中便指出蔡是行伍出身，所以是个粗野汉子；《蔡廷锴自传》中则自称“由士兵而任职十九路军总指挥”，但略通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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