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最愿意抱着一个小箩筐翻看父亲当兵时的照片，那么多，满满一小筐。无论与战友的合影，还是独照，都是那么飒爽英姿。但这些照片在父亲去世时，都被姑姑愚蠢地烧掉了。在我的记忆中，身高1.8米的父亲，身姿挺拔，面目俊朗。
父亲没上过学，听母亲说父亲当兵时在部队里学了点文化。父亲复员回乡后做过大队书记，教过书，做过赤脚医生，后来自筹商店一直工作到生病。
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是小时候看戏，记忆最深的是父亲穿着军装，高大威猛。一手握紧拳头，一手高举手枪，枪上飘着一块红绸。当时小小的我看的痴迷，懵懵地为父亲生出一些骄傲！还记得父亲穿着黑色马褂，坐在戏台中央，拿起一小块木头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然后说：“我县老爷的衙门往南开，有理无钱难进来。”父亲说这话的时候黑着脸、咬着牙、斜着眼，我看着怕怕的，很不喜欢。近来与母亲谈起这些记忆，母亲说我那时三、四岁，文革中全民忆苦思甜、排演样板戏，大唱革命歌曲。父亲举枪的那个演的是红色娘子军里的党代表洪常青，穿黑马褂的那个演的是专门欺压穷人的黑心县太爷。
父亲做大队书记期间，被县上调到矿上干活，后因受伤被送回家。后来组织找父亲谈话，才知道全县抽调2名大队书记到矿上最艰苦的岗位秘密考验半年，如果考验就被任命为公社书记。但父亲因脚部受伤提前半个月回家，与公社书记失之交臂。大队书记已经有别人担任了，父亲就被安排到学校当小学老师。我小时侯喜欢看故事书，上课时也忍不住偷着看，被老师收走好几本故事书。有一次数学课上，故事书看的出神，看到乐处竟禁不住笑出声来。老师气恼地将书夺过去狠狠地摔在地上，对我吼道“我非得让你爸爸回家揍你不可，收了你多少次故事书一点记性都不长！”我很怕，放学回家怯怯地躲着父亲，但终究躲不过。
“你很喜欢看故事书，都看了什么？”吃饭时父亲问。
“《第二次握手》、《大刀记》、《小刀会》、《金光大道》、《苦菜花》、《家》、《春》、《秋》.......”我低着头老老实实地小声地报着书名。
“看的还真不少，里面的字都认识吗？”我听得出父亲的语气有些严肃。
“遇到不认识的，有时猜猜，有时查字典”我不敢说能看的懂。
“大概能看懂，要不怎么能看这么多书”父亲对站在旁边的母亲说。
“这是我不认识的字”我从书包里掏出生字本递给父亲。
“哈哈，还蛮有心的嘛，知道记下来，这可比课堂上学的东西多多了。好了，故事书是课下看的，记住了以后不要在课堂上看。想看什么书告诉我给你买”。父亲的语气里没有责备，反倒笑出声来，而且还要给我买书。要是母亲这么说，我会扑上去抱住母亲她谢她，但对父亲却不敢。父亲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气场，我对他敬、爱、怕，但不敢撒娇犯浑。父亲未教过我，我不知道父亲上课的样子。但我当时觉得父亲比那个凶神恶煞的老师好多了。
我有一个比父亲小几岁的堂叔，父母过世早，得了肺结核病，每到冬天咳嗽得喘不过气来，因此也没有娶上媳妇。父亲觉得堂叔没人照顾，就说服奶奶从本来就很紧张的住房腾出一间让堂叔住，还吩咐母亲单给堂叔做点好吃的增加营养。堂叔不舍得吃总是偷偷地分一点给我和大弟吃。不久我和大弟开始咳嗽、晚上睡觉出汗。父亲感觉不对，带我和大弟到镇上医院检查，结果我俩都被传染上了肺结核。六十年代结核病属于疑难重症，很难治愈。一下两个孩子都得了这种病，家里笼罩在愁云惨雾中，爷爷还对堂叔发了脾气。有天晚上睡觉时听见父亲和母亲商量，父亲要辞掉老师的工作去镇医院学医。母亲认为很难谋到做老师的差事，让父亲再考虑考虑。父亲说在部队学的那点文化教学根本不够用，不能误人子弟。再说家里两个孩子的病要抓紧时间治，时间越长越难治好，去镇医院学习也是为了给孩子治病。就这样父亲辞了老师的工作，一边在镇医院学习一边给我和大弟治病。父亲每天早晚给我们打两次针，每天吃三次药，每两周带我们到医院做检查。此外还到处访问偏方，父亲听说有一个老中医用药煮鸭子治好不少肺结核患者，父亲就拜访了老中医，又探访患者，确认却又功效后就带我和弟弟去看病。之后每周去那个医院给我们买鸭子。记得那鸭子油汪汪的有些苦，特别是从鸭肚子里掏出来的小棍棍，特别苦，但父亲监督着一定要吃下去。这样坚持打针吃药吃鸭子近两年，我们的肺结核被父亲治好了。病了十来年的堂叔经父亲治疗，病情也减轻了不少。父亲因此也被村民推举当上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后来镇上要求每村只能配备一名赤脚医生，因为父亲的加入我们村多了一名，父亲主动退出。
处于失业状态下的父亲，经过调研觉得我们附近几个村没有商店，那时候自己开店是被判投机倒把罪的，所以父亲就向镇上打报告申请在我们管区成立供销社（当时公社有三级组织：“公社”就是现在的镇政府，“公社”下面分n个“管区”，管理如干个村庄，村组织是大队部，也就是现在的村委会。），几经周折，供销社总算被审批通过。父亲选址、筹备，虽然是只有父亲一个店员的一间小店铺，但父亲兴高采烈地上任了。从油盐酱醋卖起，发展到鸡鱼肉蛋，再后来又卖布料服装等。很快父亲的小卖铺变成了百货商店，吸引了十村八乡的村民来买东西。生意红火，扩大了店面，父亲还招了两名新店员。因成绩出色父亲被调往镇供销社担任负责人。
父亲还是改造灶膛的能手。过去农村都是烟熏火燎地烧火做饭，有一次我烧火时还被燎焦了头发，父亲决定改造灶膛。父亲用几根钢筋焊成铁篦子把炉膛隔成两层，做饭时扒开灶门，风从铁篦子下面吹进炉膛，炉膛里的火就旺了；需要小火就堵一部分灶口，进去的风少火就小了；不用火时就把灶口堵死，没有风进去火就灭了。经父亲改造后的灶膛，火总是舔着锅底烧，绝不会再冒出灶膛来。后来父亲用陶罐做成煤饼炉子，用煤泥参上煤做成煤饼（煤太贵买不起），奶奶和母亲就可以用煤饼炉子做饭了。冬天炉子搬放到房间里加上烟筒既能做饭又能取暖。不久煤饼换成蜂窝煤，煤烟就少多了。父亲每年要打几次蜂窝煤，晒满了院子。我和弟弟们跑来跑去给父亲帮忙，个个都是小花脸。再后来父亲又给家里添了煤油炉就更方便了。父亲对厨具的每次改良都会引来邻居的围观、效仿，用现在的话说，父亲是我们周围几个村庄新潮流的引领者呢！
父亲当过大队书记，治好我和弟弟在当时来说很难治疗的肺结核病，又把商店经营的红红火火，生活中还时出鲜招，渐渐地父亲成了我们十村八乡的能人、名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我上初三的那年，父亲被查出肝癌。开始父亲瞒着全家，我去父亲单位时父亲的朋友悄悄告诉我的。父亲先是在镇医院检查疑是肝癌，经上海医院确诊为肝癌后期，癌已转移，医生说父亲还有六个月的时间。这对我来说就是晴空里的一声炸雷，我瞬间感到天塌地陷。我失魂落魄地找父亲询问，父亲先是笑呵呵地说那是叔叔逗我的玩笑话，瞒不过才严肃地给我谈了这事，给我提了三项要求：第一要我对家里严格保密，不准向家里任何人讲他生病的事；
第二要我好好上学，只要他活在世上一天，就不允许我再提退学照顾家的事；
第三家里马上盖新房，有不少帮工要在家吃饭，我回家的时候尽量帮助奶奶、母亲做些家务。
我明白因为三年前盖的新房给叔叔结婚用了，父亲是想在他离开我们之前再为我们盖一栋新房。我哽咽着恳求父亲“我不要新房，要爸爸用盖房的钱治病！”父亲拿起桌子上的药说“这不，病正治着呢，费用公家报销，不需要盖房的钱。”我知道无力改变父亲决定要做的事。
那几天人虽然坐在教室里，但魂已不在体内。周末回家，新房已经开始动工，父亲笑声朗朗地在人群里忙来忙去，母亲和奶奶也显得格外高兴忙活着做饭，没有注意到我失魂的样子。父亲高声叫我去搬砖，我明白父亲射过来的眼神，连忙振作精神搬砖运料。房子大约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盖好了，看着三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我偷偷地跑到地里痛哭一场。
父亲的病情到底没有隐瞒太久，全家沦陷在绝望和痛苦之中。但父亲总是很乐观地说：“我身体这么棒，人又这么好，老天爷怎么舍得收走我呢。”吃饭时，父亲时常吆喝“快点快点上饭，太饿了，孩儿们，给我数好了，看我能吃几大碗。”那阵子父亲能吃能睡能说能干，早已经破了医生预测的“最后六个月”的期限。父亲乐观的情绪像霞光渐渐驱散了家里的愁云惨雾，我们都不怀疑父亲的病会好起来。
但是，第二年春天，父亲病情急剧加重，体重迅速下降，时常疼的汗流浃背，面色发白。家人强行把父亲抬进医院。住院期间，父亲对母亲的态度大变，经常指责母亲这没做好那没做对，把母亲做的饭打翻，简直变成了一个暴君！有一次我忍不住呛声父亲，父亲不吱声面壁流泪。父母感情一直很好，从未见他们吵过架，我当时很不理解父亲的变化。
临近麦收时，父亲病危。临终前支走家人对我说：“你是家里的老大，有些事只有对你讲。你妈三岁失父，七岁丧母，跟着大娘长大。现在上有你爷爷奶奶 ，下有你们四个，你小弟才四岁，都需要照顾。我怕我这一走你妈也跟着倒下了，所以要拼尽全力变成你妈的恶魔，让她感觉我走了对她是一种解脱。孩子，我活一天都不会让你失学，现在我不行了，就回家帮你妈干活吧，帮你妈把三个弟弟拉扯大。我知道你有大学梦，你妈让我看了你藏起来的县里发给你的三好学生奖状，没办法，委屈你了......”
父亲，您走之后我就退学了，但母亲用绝食逼我重回课堂，您嘱咐我帮母亲撑起了这个家，我做到了。我师范毕业就把弟弟带在身边上学，现在咱们家有两名博士，两名律师，您大孙子大学在读。我们都在各自工作的城市安居乐业，十多年前就把母亲从老家接出来了。母亲现在身体健康，精神矍铄。父亲，您放心吧！
父亲，您在天堂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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