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交友的方式很简单，比如一同玩过滑滑梯，一起上过补习班，放学后等家长来接最后只剩下你和我……那时，交友的成本如此低廉，似乎只要有一个恰当的契机，谁都可以成为朋友。但随年渐长，交友的门槛变得越来越高了，交友的积极性也因此不断削减。
直到有一天，我静下心来反思，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我的朋友都是同龄人。或许你会说，这算什么伟大发现，是个正常人的朋友都是同龄人吧。因此，我转念一想，要是我不跟同龄人交朋友，话句话说，我跟不是我这个年龄层的人交朋友，会怎样呢？
于是，我开始了第一次尝试。
大家的高中时代几乎都是在全封闭的寄宿式学校度过的吧？我也不例外，因此，跟饭堂里掌勺的“衣食父母”们搞好关系，不少为一个好选择。我的开场白乏善可陈，不外乎就是每天到固定的第二饭堂的大众餐的3号窗，笑着跟打饭的叔叔阿姨问好，说“谢谢”，偶尔出现了自己爱吃的菜跟阿叔唠嗑，让他多给一点。
但故事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慢慢地，轮到我打饭的时候，惠姨会问我今天有多饿，要不要多打点饭，荣叔会说今天有你爱吃的花菜，鸭肉也给你留了一点。这些我们双方都没有意识到的变化，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慢慢地，我们形成了一种默契，就算在争分夺秒的高三，我也有悠哉游哉的底气，因为我知道，饭堂的3号窗会为我留一份温热的饭菜。高中三年，没有一个老师教足我三年，但这些叔叔阿姨的温暖却贯穿了我整个高中，因此，我想，这种不求回报的善意，足以让我的第一次尝试圆满收官。
秒针自律而不知疲惫地转动着，我告别了高中，来到了大学，期盼着进行第二次尝试。因为高中保留着写明信片和寄信的习惯，来到大学的第一次探路，就是找寄信的地方，学校沁湖旁的邮政代办所——友谊的小船徜徉的地方。
我第一次去寄信其实是有点忐忑的，因为师兄师姐们都说邮政的阿姨“是个暴脾气，不好惹”。我刚踏进代办所的门口，芳姨看我拿着信封，有点意外又有点惊喜地问道：“寄信啊？”。我顿了一顿，笑着回答：“对呀！你可以帮我称一下有没有超重，要不要补邮资吗？”“好！”芳姨爽快地应道。我当时就在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这阿姨挺好相处的呀。
往后的日子，我保持着一周去寄两次信的频率，跟芳姨也迅速地熟络起来，后来到了双十一，代办所人手不够，我去帮忙，本来想着是力所能及地帮下忙，阿姨非要给我报酬，还煮好家常菜跟我一块吃。就算是不不算繁忙的周末，芳姨也会特地煲些老火汤叫我过去喝，让我在离家的日子，也能吃出家的味道。最让我感动的是，芳姨会很留意别人，默默送上及时的关心。我刚有感冒的征兆，阿姨就备好了药；闲聊时，我抱怨学校的水果不新鲜，下回去就有甜美的当季水果；得知期末图书馆爆满，便把代办所的钥匙交给我，让我可以在课余在代办所自习。作为一点回报，我会在周末帮阿姨的儿子补习一下英语；帮她在双十一熬夜秒杀焖烧壶；帮她拔白头发买染发剂……这样你来我往的施与受，将牵绊两端的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显而易见，第二次尝试依然可圈可点。
事情发生转变的又一个契机是——搬校区。我们学校的大三大四要回到本部，而我也只能跟芳姨许下“常回来看看”的承诺，挥别转身。初到本部，陌生的环境，乏味又单一的饭堂让我提不起兴趣，因此，常到学校东门外的一家炒粉店解决午饭。炒粉店坐落在一个斜坡上的拐角处，只有一块破旧的木板写着星记炒粉，十分不显眼，我第一次走进去是因为那里不好找，人少，不用等。老板是个戴着帽子炒米粉的瘦削男人，人很健谈，没有中年的油腻感，跟妻子两个人承包了邻里街坊的早餐和午餐。老板端上炒粉的时候，问我要不要加牛腩汁，我说，要。拌匀，夹起，送进口，“哇！好好吃！”，我忍不住发出感叹。第一次是被美味打动，第二次则是被价格，我去结账的时候，老板说，七块。我心想，这么便宜？这个价格在饭堂都吃不到一顿好的饭食吧？又问了一遍，确认无误后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此后事情的发展如之前两次，我们熟络之后，我介绍了很多同学去吃，老板星哥也邀请我去吃了几次晚上的“非卖品”家常饭。知悉我冬至回不了家，那天晚上带我们几个常客去外面的饭店饱餐了一顿，还吃到了独家汤圆，我时常觉得不好意思，想着回请一次，每次都会被“你还在读书，以后赚了钱再来孝敬我不迟”这句话挡回去。第三次尝试，凯旋！
以上的三次尝试，对象分别是饭堂员工，邮局阿姨，面档夫妇，我们成为朋友的瞬间没有任何预兆或者仪式，就这样自然而然，可这一点也不影响我们为这段友谊添砖加瓦。你或许会笑话我，怎么最后都离不开吃啊，可是朋友不就是这样的吗？关心你饿不饿，吃得好不好，有好吃的一起分享……“以食会友”，也不赖嘛！
我时常感叹，大概正是因为能被这些不同年龄层的人温柔以待，才会使满身戾气的我，变得丰富和有趣一点吧。所以，如果你现在对该和谁交朋友，怎么交朋友感到困惑，不如就从身边的非同龄人开始吧！不用刻意，无需谋划，就在街边的早餐店，有些年头的小书店，小时候跟妈妈逛市场常买的腊味店这些烟火气十足的地方，多一句寒暄，多一个笑脸，兴许就播下了友谊的种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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