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朴素的对“风险”的定义出发——坏事发生的可能性——“风险”至少不可爱。但作为金融投资者，风险其实是养活我们的生产资料。因为金融的本质是资源在时空维度上的逾越，而没有风险，就没有对此逾越交易的风险定价，于是整个银行业都要枯萎，证券业都要吃灰，保险业都要崩溃。从来不谈“消灭”风险——消灭了生产资料，金融从业者就要全部失业了——我们只会说“管理”风险，而管理风险就是管理未来。
管理未来不是预测未来。比如2020年伊始经济休克之下，大家都在预测大盘会怎么走以及“大盘的大盘”——整体宏观经济会怎么走。是V型，还是U型，还是W型，还是L型？但如霍华德·马克斯在最新的备忘录里所言：数据都是之于过往的，而决定都是之于未来的，在一个极端复杂的系统里，用经验来预测未来无异于刻舟求剑。相比于预测未来，管理未来或许更接近实际，我们要做的是根据各种走法对最坏的结果（最大的风险）给出力所能及的保护与救济。
《与天为敌》讲述了一部人类尝试驯服风险、管理未来的迷你史。而我们的祖先具体的做法，就是将非数字的变成数字的，将不可量化的变成量化的，将不能建模的建成模型，以各种理论与玄学对抗风险的飘忽不定，以盼水晶球的预言能与未来的实现一拍即合。诸如：
从古代的骰子赌局，到卡尔达诺的《论赌博游戏》；从帕斯卡与费马的鸿雁传书萌芽了概率论的情窦，到贝叶斯（Thomas Bayes）定理已知条件下的概率理论，再到拉普拉斯，到高斯，到马尔可夫，概率论最终衍生为管理风险、管理未来的趁手工具。
从雅各布·伯努利钻研大数定律，到一个叫墨菲的工程师说，如果他有可能做一件事，那么他就会做坏；从哈雷（哈雷彗星那个哈雷）受皇家学会之托钻研人口死亡与期望寿命，到棣莫弗出版《生存者年金》，再到伦敦的咖啡馆里诞生了史上最负盛名的保险公司，大数定律衍生出了保险行业。
从另一个伯努利——丹尼尔·伯努利（雅各布的侄子）将人性效用加入数学模型，到另一个丹尼尔——丹尼尔·卡尼曼以“前景理论”将心理学的小战旗插上了经济学的领土，对人性的探索衍生出了行为金融学（或行为经济学）。
从中世纪的威尼斯商人分散“舱位”，到商品衍生品交易，再到马科维茨的现代组合理论，“鸡蛋分篮子装”的朴素思想又衍生出了现代金融组合的基本模型。
但直到今天，在投资这件事上，风险的本质仍然莫衷一是。简单来说，有传统派与学术派的分歧。
传统派的观点——或者我们可以叫“巴菲特观点”——认为风险就是“损失或伤害的可能性”，而降低投资风险的方法是在有“安全边际的便宜价格”或者至少是一个“合理价格”的水平，去买入优秀的公司。
但提出现代金融理论的学术派就要追问传统派：我要量化建模，你提出的“可能性”如太虚幻境一般，我要怎么量化？比如，要如何比较踢球和跳伞之间风险的大小：踢球很可能被铲飞，但最多就是断腿；跳伞出黑天鹅的可能性极小，但一旦出事，下场就是付出生命的代价。此两者相比较，谁的风险更高？
而中文里的“危机”一词，潜台词是有危之处必有机。其他人只看到了风险的损害，或者仅看到不受欢迎的波动，却不像中国人一样看到了风险所带来的机会。
确实，投资是需要抓风险中的机会的。如前所述，对于投资而言，风险其实是养活我们的生产资料，我们是不能消灭它的。但我们通过管理风险来兜底未来的噩耗，比如，给自己买上一身的保险——无论是消费型保险还是资产组合的金融保险——则是对命运的扑朔迷离最大的敬畏。
再比如，你做一件事多少都有可能会出错。你可能会焦虑，但是在尝试足够多次后你会发现，即使误差存在，你做这件事的回报也大致是稳定的。投资也是如此，一笔投资可能会因为黑天鹅而损失殆尽，但足够多的理性而分散的长期投资，最终会给你一个合理的投资回报，这几乎如宿命般必然发生。这就是大数定律，通晓此定律实际上会让你有更多的幸福感。
一路走来，我们的先人所有的创见也在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使未来具有更大的“可管理性”。
我们对于未来，虽仍然敬畏，但不再惧怕。
恶海行舟，大船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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