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朋友用“浓厚的文青气息”评价我写的东西，在我战战兢兢问原因时，他回复道这种文青气息跟王霸气息一样是不自觉地散发出来的。我以“当你在夸赞我”收尾来掩饰尴尬，因为“文艺青年”这个词在我看来已经变味了呀，于是我开始审视这种不自觉的文青气息。
跟朋友讨论“文艺青年”，她说错不在“文艺”，错在“青年”，更进一步说，青年错在生不逢时，是时代的错。这让我贴近了八十年代那群文艺青年，却又有些困惑。以我的理解（毕竟理解常常存在偏差），这样看来，真实的时代没有对的时刻了，文青的内涵也只不过愈加接近今天的内涵：所谓成熟或妥协了。
八十年代的文艺青年是一群群“文艺无产者”，他们有自己的小圈子，有高涨的理想主义与浪漫情怀。但是，一旦面对中国现实，“美丽的忧伤”式的带有着自恋性的贵族想象之缺点就暴露无遗。“在八十年代登临文化舞台并占据主流文化位置的，恰恰是这些“回到城市，回到他们的人群和生活中”的由前知识青年长成的知识精英。这些知识青年的知识谱系、文化构成，奠定了八十年代的启蒙方式的基础，这一诉诸于诗意、浪漫、美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话语，这一过于“上半身”，过于精英主义以及西方化的启蒙话语，在九十年代暴露出它贵族性的薄弱根基与对政治经济学与本土性的盲视所带来的问题。”理性反思的缺乏与泛滥的感伤主义下，文艺青年“就是这样，习惯了文学化地活着。”“挟带着故事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吸引着年轻姑娘的目光，感伤的情绪在甜蜜中泛滥着，苦难变成了高贵的印记。”
这让我想起小县城里“心比天高”的王彩玲和深山里被陈坤和刘烨启蒙的“小裁缝”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文艺不够贴近中国现实，那么在这之后慢慢起来的文艺青年们就变得愈加接地气，指向某种社会现实。在九十年代物质主义泛滥的语境下，文艺青年往往带有一种与之对抗的意味，主要有两种形态。
其一，在这种继承里，感伤情怀变成了一种自我感伤，文艺青年们以自闭宣示一种特立独行。2009年北大女生邵夷贝写的《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里面唱到
/ 呵呵这是一首悲伤的歌 / 朋友们介绍了好几个 / 有车子房子和孩子的 / 他们说你该找个有钱的 /让他赞助你搞创作 / 可是大款都不喜欢她 / 他们只想娶会做饭的 / 不会做饭的女青年 / 只能去当第三者/不会做饭的文艺女青年 / 只能被他们潜规则 / 奶奶奶奶奶奶的/呼/ 这一首歌纯属雷同 / 如有虚构纯属巧合 / 请不要自觉对号入座 / 然后发动群众封杀我 / 你看你看你看她只会做西红柿炒鸡蛋/ 你看你看还要就着方便面 / 那是非常的好吃的/
一种似似而非的虚荣和自我嘲讽让文艺女青年的特立独行显得十分暧昧，西红柿炒鸡蛋和方便面指向文艺女青年对琐碎的生活现实无所适从和逃避，难怪苏美写了《文艺女青年这种病，生个孩子就好了》。伴随而来的是文艺青年一词带有的愈加浓烈的贬低意味，这种贬义在第二种形态下显得愈加明显。
第二种形态是消费主义盛行的结果。此时，文艺青年依旧对抗着物质化，却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促成消费主义的某一种类，一种逼格营销应运而生。文艺青年一词往往代表了一种自我虚构的生活范式，如安妮宝贝的小说中对上流社会的想象。期间，更广泛一些，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大众文化中的文艺，在对抗物质化过程中完美地实现了自我商品化：长裙，布鞋，民谣等，文艺已经成为一种可买可获的外衣。若更高端一些，就是安妮宝贝为代表的流行畅销书中对精英文化的高级模仿。这类作品体现了中产阶层对上流社会的向往和想象。现今的中产阶层分类依旧很模糊，但这是一个不愁吃喝的阶层，有足够的能力追求精神需求，他们温和中庸妥协而威胁不到任何人，但往往不关心社会现实，这也是文艺青年遭诟病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文艺青年有朝网红发展的趋势，或者已经被后者取代了。但是这里面一个有趣的现实是，无论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形态，文艺青年都有了性别划分，而且最终都指向了文艺女青年。曾有学者指出安妮宝贝作品中对精英文化的模仿，是一种全新的“中产文类”，同时表明了对这种文类的期待态度。梁晓声曾表示过对中产阶层向往对象的忧虑，现在看来他的忧虑可从安妮宝贝文类中得到稍许缓解。另外，这种被诟病的文艺女青年形象，一方面也暗示了社会对这种追求的不宽容，但另一方面却无法否认青年女性追求的社会事实。
快结束了，我必须得承认朋友对我的评价。我感伤浪漫害怕一成不变和安稳喜欢叛逆阴暗的事物。有次我跟干妈谈到这种感觉，她诚恳地建议我去医院看看，但不是看医生，而是去看看抢救室里生死一线的人。现在我愿意承认她是对的，太矫饰就像一种文学病。对我来说，生活确实有些创伤，但在父母的庇护下，与那些受苦的人相比，那些发生过的“破事”又显得无足轻重。如果要我抛弃文艺青年这个标签来自我审视，我会说我的确是有那么点所谓成熟了，但这不意味着我愿意向所有事物俯首称臣。
文艺病发作，想起mla的一句歌词：“这世间的道理我未逐一参透到。”我相信文艺青年会乐意接触些人类学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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