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柳比歇夫紧张的精神生活中，他崇敬的英雄们、他喜爱的人、他的表率都不断在变换。仔细去考察这种变化，该是很有意思的事。对于柳比歇夫，任何时候都不能说他已“成为”怎样一个人。他永远正在“逐步成为”怎样一个人。他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变化，他总是重新考虑，不断提高对自己和理想的要求。
柳比歇夫完成自己原定的计划了吗？大自然赋予了他（或者说他从大自然那儿领取了）完成计划的一切条件：才能、长寿。他还制定了一个时间统计法，尽管有所偏离，但他还是一直遵循着这个时间统计法来使用时间和精力……
可惜，他并未完成原定的计划。在生命将终的时候，他明白自己的目标并没有实现，而且永远也实现不了了。根据自己的时间统计法，他可以精确地计算出，还差多少就可以实现他订的目标。当他决定集中精力写《文化史上的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两个流派》一书时，他已满72岁了。他预计这本书将占用7至8年的时间，并将成为他最后的一部著作。就像任何一部最后的著作一样，这部著作将是一部主要的著作，里面将剖析普通生物学的概念。
在写作过程中，书的中心部分开始增添大量一般哲学性的思索和社会科学的科目——这倒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本书的内容理应涉及人们认识的统一性。
用了几年时间，他才写到哥白尼。显然，他未必能囊括生物学各科了。按具体体系拟订的研究项目也落空了。从1925年起，他就千方百计压缩自己对昆虫的研究。他舍弃了象虫类，只留下了地蚤。但就是地蚤，他也不得不缩减种类。到了1970年，在可靠地鉴别性别方面，他总共才完成了6个小类的任务。设想得那样多，而完成得却那样少！45年从事跳甲属的研究工作，成果却是如此微不足道。
他的朋友鲍里斯·乌瓦洛夫开始同他一起工作。在同样的这些年里，乌瓦洛夫在2000种非洲蝗虫中，验证、论述了将近500种过去没有研究过的类目。乌瓦洛夫一生研究的就是蝗虫，结果就成了世界上在这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组织了非洲的治蝗工作，为此获得了英国、比利时和法国授予的勋章。当然，乌瓦洛夫给自己提出的是另一种任务，但不管怎么说，总是……
柳比歇夫一度曾幻想把研究地蚤的工作同一般理论性问题结合起来。但他没来得及做。所以他在这方面也遇到了挫折。当然，有关害虫的研究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而且在昆虫学方面，他捎带也做出了某些概括（就目前看来，成绩也不算小）。例如，他概括出等级制度并非到处都适用的。这个概念就不仅涉及生物学一门科
要是他给自己选择的目标稍小一点点的话，那么他可以获得不知大多少的成就，等待着他的将是法布尔48或乌瓦洛夫般的盛名……
他不走运，大自然捉弄了他。谁能想到一切会安排得如此复杂？他倒总是遵照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克雷洛夫49的教导去安排工作的：“如果想要工作有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那么就去干你心向往之的工作。”然而并没有出现令人欣慰的结局。
倒霉鬼。他自己也这么称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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