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第一篇想写的，为什么会是小刚？
小刚当然是个人。
求学那年，小刚和我同宿舍。我学画画，他学打鼓。
小刚是广西人，经常自诩:“乃们不要siao我啦，喔在喔们家那边，已经是播音员的水平啦！”普通话比我说的烂的，也是少见，所以我对他印象深刻，不仅仅因为他瘦小的个头、笑起来裂到耳根的嘴和解释给我听“扑街”的意思。
严格说，小刚并不和我们同一宿舍，只是经常下课来厮混，然后必要把一身的灰尘，在我的床单上蹭得干干净净。
小刚的梦想有三个，一个是组建一个乐队，名字已起好，特别容易记得住——“毛毛虫乐队”；二个就是在南京租一个新套房住；三个就是想看看人生中从未见过的雪。
第二个梦想，是我和他一起实现的。
那是我第一次去找小刚玩，他住在一间快拆迁的平房，他正站在院中，披着那件皮衣，见了我，照旧把嘴裂到耳根后，看着那满嘴的小黄牙，而使我忘记了他身后满脸横肉的女房东对他的吼叫。
“没事，房租的事”他把我让进屋里，嘴朝外电线杆下站着的肥女人努了一下。
“咱们租个套房吧！”我突然说。
“贵！”他说。
“嗐！”我说。
我们租的是个新小区，五楼两室一厅的套房，有一些必备设施。
我们下了课，便一起回到这个“窝”，吃喝一起。
小刚的锅碗瓢盆是足够用的。我们买菜自己开伙，可学生有几个钱呢？我们都穷，我们都快乐，我们喝酒，小刚喜欢把烟嘴在啤酒里浸一下，说那样吸进肺里尼古丁就少了，我不抽烟，于是很信。
天气转凉的初冬，我们边喝啤酒边打哆嗦，半夜，没菜，就数着米粒下酒。当墙角堆的酒瓶越来越多的时候，小刚开始痛苦失声。断断续续用他那“播音员水平”的普通话，跟我讲起家乡的那个女孩，为那个女孩所打的架，以及为此坐过的半年牢。
他怕了，再不敢去找她。
我拽起他，半夜两个人跌跌撞撞去找磁卡电话厅，我押着他拨通了传呼台，他对着传呼台的转接小姐说了一长串“爱你爱你爱你”。
电话回过来了，我贱兮兮地伸长耳朵偷听，很失望，没什么缠绵浪漫，不过是普通朋友的问候，你好吗，还好，最近咋样，还行……诸如此类的无关痛痒。从头至尾，小刚没有说一句“我爱你”。
我们灰溜溜地回了“窝”，路上没有说一句话，我不知道问什么，他不知道答什么。
小刚家住广西一个小镇，离着不远就是越南，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在家门口就可以看见炮弹飞来飞去。他最骄傲的，就是他家只走私黄金，不贩毒。
小刚拍着肋骨（我实在不能承认，那是胸脯）说过，“你如果犯了事，过来找我，我帮你去越南”，
“滚！”我这样直爽地回答。
他没见过雪，但听过——要命的就是想象。于是他非常神往，他的第三个梦想就是“看一场真正的雪”。
“啥时候会下雪？”他问。
“元旦吧，估计。”我答。
于是他坚定地等着。南京，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好的印象，但元旦会下雪，让他愿意有一点期盼。
终于，他身上的钱不足以支撑他熬到元旦了，他的衣服也单薄得不允许。
年底，我陪他爬了一次中山陵，走了一趟长江大桥，在南艺门口合了影。
他有一把萨克斯，本要给我，我吹了一声，被那驴叫声吓了一跳:“我不会，你把它卖了，算凑路费吧。”
临走，我送小刚，他牵着他的小箱子，在月台上告诉我，我纵然不是他最好的朋友，但一定排前三，我很高兴。有没有拥抱?不记得了。
小刚走的第二天，南京下了第一场雪。
据说，几年后，小刚回来过南京，带模特来考试，而我当时去了杭州。
再没有见过，至今。
但愿，他好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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