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者，藏也；逸者，逃也。一言以蔽之，隐逸就是隐居山野，逃避尘世。——引子
“隐逸之风”是刘强老师的《魏晋风流》一书十个专题中的第五个部分。该部分，刘老师先从宏观和学理上探讨了“隐逸”的相关话题，然后进入一个个鲜活的“隐士”的生活世界和人生境地，探寻他们“绝迹红尘”的因由缘起。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相对于浩渺的宇宙而言，人只是一个渺小的存在，似纤尘、似蜉蝣。但是，作为个体生命而言，每个人又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自呱呱坠地来到尘世，人慢慢被社会大熔炉吞噬，生物性与社会性交叉，再与世界对接，于是在每个人的世界里简单的就有了二元世界的对立：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社会、外我与内我、小我与大我……正是置身于这种错综复杂的、由各种关系织成的大网中，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会不知不觉地被弱化，由此带来的就是内心的纠结与苦闷。
从生命本体的角度审视，每个人都希望自由自在地释放自己的天性，并能够事事顺遂。可是，美好的理想天平与残酷的现实相遇时，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倾斜。在这种不可抗力面前，人是无能为力的。再声嘶力竭地呐喊“我是我自己的，谁也左右不了我”，也无济于事。面对世界，我们每个人不同程度地都处于被安排、被决定的生命境遇中，没有谁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性生活，并活出人生的精彩。
即使不同程度地“失去自我”，但还要生存、生活。既然无法改变现实对自己的态度，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自己改变与社会相处的方式。穆罕默德说：“如果大山不能向我走来，那么我会向大山走去。”不过，不同的生命体因所处的社会境遇不同、人生遭际不同、占有的社会资源各异，他们选择与世界打交道的手段与思维就表现出差异性。但是，不论选择什么样的方式与世界相处，生物性的求生本能和社会性的自我精神释放的诉求始终处于决定性的地位。置身社会大网中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真正的“不一样的烟火”，都能够在自己生活的时代，乃至后世“留得生前身后名”。可是，社会的诡谲云涌和人世的纷繁复杂往往导致理想与现实发生严重的背离。既然“我以激情拥抱社会，社会却冷酷地抛弃自己”，那么只能选择另外一种方式与社会相处。于是，回归山林，把隐逸作为成为首要的选择。
不过，这里所言的隐逸不是常言的“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逃离”，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人间蒸发”，而是需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有必要的物质条件的保障。诚如鲁迅先生所言，生存是每一个人最底层的诉求，活不下去，所有宏大的理想、崇高的夙愿都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没有物质的保障，所有的高标人格、高风亮节都会变成海市蜃楼。不错，人要有精气神，但首要的要活下来。没有了生命，所有的憧憬、向往都失去了价值。（当然，这里的活着，不是窝窝囊囊，也不是苟且偷生，应该抱持不受嗟来之食的乞丐的做人底线和品行。）就像马克思所言：“人类只有解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才能进行更高层次的追求。”就隐逸者的应有之义而言，他们采取与当朝“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躲藏在世俗世界的边缘地带”，他们首先追求的是人格的自我独立，不愿意以苟且之态被朝廷驱使左右；其次他们基本上都实现了“财富自由”，衣食无忧。不过，他们玩“人间蒸发”，不是彻底地与世俗世界割裂，而是站在自己的王国里遥望现世。简单地梳理隐者所表现出的精神底色，大致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三种。而这三种精神也分别代表了三种隐逸——儒家之隐、道家之隐和释家之隐。很显然，选择隐逸，并非独属于哪一个思想流派。
就士子与世界相处的方式而言，大致分为出世、入世和介于出入之间三种。但是，不论他们怎样与社会相处，不可能完全与自己生活的时代割裂。从巢父许由“临池洗耳”诠释的箕山之志开启隐逸的大门，时至魏晋，“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隐逸由原来的“隐居以求其志”慢慢提升到“隐居以求其乐”的高度，随之就有了濠濮之乐、山水之乐的精彩演绎。对每一个“绝意红尘、快意江湖”的隐士而言，他们把自我人格的独立和人生的自由看得高于一切。他们用行动诠释“不自由，毋宁死”的真意。自由，从属性上看，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具体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有了“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四类。尽管指向的具体领域不同，但是都有共同的属性，即不受世俗条条框框的束缚，尽情地释放天性，以活出生命应有的姿态。正是如此，才有了伯夷和叔齐“不食周粟”、管宁“割席断交”、孙统“半路却返”、许询“晤对山水”、支道林“买山而隐”、郗超“慈善高逸”……按照所谓的正统价值标准判定，这些人的行为举止是不合世宜的，多少有一点“离经叛道”之嫌。但是，不论是生活在“欲隐居而不得的时代”，还是生活在“一个白色恐怖的时代”，纵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些志士、高士和隐士们也会在扰扰尘世中寻觅一方净土，安放自己，进行精神的栖息，他们“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一个大写的“人”。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用范仲淹评价为后世留下“天下第一钓台”的严子陵的话来观照士林中的真正隐士们，似乎有点不妥。但是，在隐林漫溯可以发现，很多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这种精神风骨。一群特立独行的人，他们选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不变应万变”的“志业”，“躲进小楼成一统，修养身心，与山水为友，与田园为伴，安贫乐道，追求自我的完善和生命的圆满”。之所以这样，源于他们是“志于道”的读书人，是“可仕而不仕”的士人，更是“屡征不仕”的士人。为了活出生命应有的色彩、品尝人生应有的味道，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垒筑起一座独属于自己的城堡，品鉴山水风物，聆听内心的声音。不过，他们并没有彻底与世界决裂。
最后以刘强老师的话作结：“当我们在滚滚红尘中，感到身心疲惫的时候，想想我们的国度，曾经有这么一种隐逸文化，这么一种超凡脱俗的隐士精神，以及这么一群可敬、可亲、可爱的人，也许能得到片刻的镇静和安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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