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四：学问思辨的根本是什么

《传习录》四：学问思辨的根本是什么

郑朝朔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

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

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凊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

先生曰：“若只是温凊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惟于温凊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凊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

爱于是日又有省。

《中庸》概括人求学问的五个关键功夫——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在王阳明的追随者、监察御史郑朝朔看来，“学问思辨”是人向事物上求“天理”的方法。

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天理无须向外，只需向内心去求就好。向内心求的过程，其实就是“去人欲，存天理”的过程。因此，“学问思辨”作为人向本心求天理时，抵达“纯乎天理之极”境界的精一功夫，是必不可少的。就像黄金的提纯技术一样，是高纯度黄金的来源保障。就像提纯技术有多么高超，也无法在没有黄金的情况下提炼出高纯度黄金一样。“学问思辨”这些“精一”功夫，不能在心外之物上求得“天理”。

“心即理”，所以，“学问思辨”这些“精一”功夫的根本在“心”，在正心功夫——“去人欲，存天理”。

郑朝朔提出，奉事父母时，冬温、夏清的程度如何做到适当，侍奉、赡养的做法如何作到适度，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在具体的情境中向事物上求的。

王阳明指出，“温凊之节”“奉养之宜”是“事亲”的枝叶细节，这些枝叶细节，一两天便可以讲得明白。完全用不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功夫。倒是“温凊”“奉养”之心达到“此心纯乎天理之极”的程度，也就是“去人欲，存天理”到纯粹的程度，是需要下一些精一的功夫的。

一句话，不是在枝叶细节上下“精一”的功夫，而是在“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上下“精一”的功夫。倘若没有“学问思辨”的精一功夫，即便是圣人，即便是有好的发心，也可能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反过来讲，倘若丢掉“此心”这个根本，专在“温凊之节”“奉养之宜”这些枝叶细节上下功夫。便是忘本，是断难实现“精一”的。《尚书·大禹谟》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试想，本心不存时，何来真诚，何来真诚的惟精惟一？

舞台上的戏子，扮演的惟妙惟肖，“温凊之节”“奉养之宜”的功夫饰演的十分了得，具体仪节也是得当的。但他们一定就是事亲的“至善”者吗？

民间讲“原心不原迹，原迹贫家无孝子”，倘若不把孝心作为评价的根本，贫家子孙岂不都是成了不孝子？反过来讲，“温凊之节”“奉养之宜”研究的在通透，落实的再漂亮，内心里没有“纯乎天理之极”的孝心在，充其量就是个戏子！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到底如何抵达“至善”之境呢？

王阳明讲的很明白，无须向心外求，因为“心即理”。抓住了“去人欲，存天理”这个正心根本，再去下“学问思辨”的精一功夫，“至善”之境自然抵达。

“心即理”，所以，学问思辨的根本在“正心”——去人欲，存天理。

孟子当初讲“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既然人人有之，便无须再向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