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前，一首《夜上海》唱出了现代经济和文化勃发之时的上海不夜城生活。伴随着电的商业使用，商店、饭店、咖啡厅、舞厅在夜色里运转，如同歌中所唱“华灯起，乐声响，歌舞升平”。学者李欧梵在著述《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中追溯了现代性与中国城市的关系，从建筑、文化娱乐场所、都市杂志以及文学中所传达的都市体验重构了都市文化的现代性想象。这让人联想起19世纪中后期的巴黎，既有辉煌新奇的拱㾿百货，也有孟马特广场一带随性洒脱、富有艺术家气质的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抒写巴黎的诗人波德莱尔便是这日新月异的市景中的一位“闲逛者”，不疾不徐、自主独立地体会着都市的细微气息，又湮没在如织的人群中亦没有被识别的心理压力。
现代性与都市密切交织，都市的夜晚生活则拓展了现代性的面向并且将其发挥到极致。闲逛者是很多人的街头缩影，也是对一个城市的居民、观众的理想设定之一。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书中，马歇尔•伯曼认为“现代性是一种体验的方式，这些至关重要的体验关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可能性以及危险。”现代性是新奇的、先锋的、有关变化的；都市是现代性的在场。《上海摩登》一书所开启的中国都市文化研究路径带有怀旧的语调，着眼于西方的商品和生活方式到来之初，对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而今，全球化的紧密程度使得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物品、风尚快速流通。受互联网和地方语境的影响，城市夜晚生活不断在地方实践中生产出新的意义和现代性的本土特点。
一、城市夜晚生活的挑战和新特点
每个城市都有那么几条让人印象深刻的繁华商街。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海的淮海中路和南京东路……在互联网商业兴盛的当下，传统的商业街区以及逛街、购物的传统夜生活模式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线上购物、社交媒体以及其他娱乐方式的推广分割了街头巷尾的活力。依托互联网的购物、微信或微博平台的互动、追剧、打游戏等活动的共同特点是在室内独自便能完成，不需要走入现实的人流，也不需要真实世界中的相遇。它们提供了多元的消遣方式和更加个体化的选择，却削弱了人们逛街的欲望、面对面或是深度的交往需求和商场的吸引力。传统的商场面临停业抑或转型的危机。以上海为例，继多家商店撤出淮海中路之后，紧挨淮海中路和黄陂南路地铁口的太平洋百货在20年租约到期后，于2017年关闭商场。在靠近多家大学的五角场商圈，东方商厦转型为以折扣集成店为主题的城市奥特莱斯，并更名“悠迈生活广场”，而附近地下的太平洋森活广场的主步行街则以人气小食为主，吸引年轻群体的目光。
不断扩容的城市、工作压力以及家长用于子女教育上的精力，使得夜晚成为类似于白天的工作延续，或者以休息和家庭陪伴为主。几个不同平台所发布的城市通勤报告均显示，北京和上海的平均单程通勤时间都达到了50分钟以上，深圳、广州、重庆、苏州的通勤时间也在全国前列。与此同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随着工作和通勤用时的加长，夜晚用于处理内务的效率也获得提升。信息化和移动支付在公共服务和医疗领域的应用在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年8月阿里发布的城市夜活力报告显示，夜间预约挂号、缴纳水电燃气费、查询公积金等成为多个城市夜间支付的活跃部分。借助网络平台实现的夜间集中处理大大节约了人们白天跑部门的时间，一、二线城市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也逐渐缩小。
二、城市夜晚生活的几种设想
对夜晚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夜晚如白天一样，是白日活动的延续。另一种则充分肯定夜晚的特殊性，如同人有生物钟，城市也有。和白天相比，夜晚是不正式的、放松的、潜藏的。科技和工业文明映照下的夜晚正是集合了两者的优势。商店灯如昼，人们去购物，去音乐厅，都像是在做一件正式的事情，如同在白天一样。但是，再亮的照明盖不住所有的夜色，夜晚的特点就是光线的不足。人与人之间的视线和样貌没有白天那么清晰，夜色隐藏了很多可见，给人以安全感，所以夜晚可以更多是文艺的、人情的、柔软的、释放的。
对于个体来说，夜晚是面向第二天的精神和身体状态的调整。生活的面向本身需要平衡。工作的投入调动的是人的理性、秩序和规整，夜晚则是一个回调的机会。对现代性做出精彩论述的德国学者齐美尔用“反弹”和“逃逸”来形容货币经济下的个体应对。这与近些年来流行的对诗和远方的向往之情类似。在音乐、家居和日常审美领域，你甚至能看到小清新的流行。小，即情绪的微小；清新，指代一种美好、简单、纯粹的需求和趣味。那些在日益变动和不确定性的社会情境中产生、累积起来的小情绪、小纠结以及生活压力，虽然短时内不会对个体带来很大的波澜，仍然需要舒缓和排解。如果城市的生活可以走心，如果城市的夜晚生活带给人们以超出日常和程式化的体验、精神和情感的触动，那么－－到不了的远方的想象，兴许可以转化为一种更加可行的、可以获得的愉悦。
客观上讲，城市夜晚生活所创造的活力已然成为城市间竞争的一个要素，对居民对游客都是如此。这种活力的吸引之处在于它的非正式性。台湾的夜市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虽然现代社会的表现之一是个体性的增加，人的本质仍然是亲社会性的；虽然很多城市在朝着“高大上”的方向发展，但是人们往往对小店和那些老旧、紧凑的地方情有独钟。简•雅各布斯在那本著名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阐述了现代主义的规划所导致的社会生活的衰退。中国的很多城市在旧城拆迁和改造的过程中，出现了相似的社会问题。中心区域原有人口的迁出和历史街区的消失，使得基于某些固定场所的社会关系网络消散了。事实上，那些自下而上、草根的、小规模组织的、如砂石般粗砺的货品交易方式和活动，与人们有着天然的亲近性。夜市和码商是非正式经济的重要载体，非正式性的社会交往和互动中形成的松散又随意的人际联系和人情氛围，又是城市的吸附力所在、聚合力所在。从城市体验、城市营销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夜生活已是城市的标记。城市的某些街区沉淀为集聚人气和消费的地方，不断延长的经营时间、二维码支付的便捷都不断撬动着夜晚经济的潜力。
三、基于公共性层面的、激发城市“夜力”的建议
现代性的发展使得夜晚的生活形态、动力和意义不断发生着变化。如上文所述，公共性层面的城市夜晚生活衰弱了。对很多人来说，小时候夜晚逛街是一件大事，是家庭成员集体出行且带有仪式感的团聚事件。去店里吃到一个冷饮、一块蛋糕都是全家人开心的事。而今，夜晚生活更多让位于个体的自主选择和搭配，集体性的参与退回到私人领域，仪式感更多为网红文化、“打卡”和朋友圈分享所主导。这种变化难以用价值来判断，是好、是坏。城市公共生活的衰退不是某个城市的特定现象，而是一种全球性的、结构性的现象。理查德•桑内斯在《公共人的衰落》一书的最后，呼吁人们积极参与公共生生活，在社会中寻求自身的利益。基于公共性层面，笔者试图提出几个激发城市“夜力”的建议。
对空间进行适当的布局，以街道、片区为单位，探索、设置能够集聚人气的夜市项目。有关夜市的规划主要包含两个空间层面。首先，在片区级别或者街道级别的商圈、商业中心附近尝试性地布局夜市和街头艺术活动。很多老百姓心中都有关于夜市的记忆，在城市美化和卫生整改中，一些标记性的夜市消失了。前文提到淮海中路商业街的困境，有趣的是，毗临的新天地商圈却呈增长趋势。新天地商圈嵌入在老旧的里弄居住片区中，既有以历史建筑为元素、小尺度街坊式的步行休闲商业区，又有马路市集和商场，其混合式的空间布局和使用激发了空间的活力。
利用已有的文化场所，调动其现有的空间资源和知名度，以点带面，创造夜晚生活的富集效应。比如在伦敦西区（West End），由于集中了几十家剧院，所以马路上相当热闹。挨着西区步行便到了SOHO区，那一带拥有各式酒吧、小甜品店、餐厅和一些奇异的店铺。因此，看完演出再到附近小酌一杯是很自然的事情。笔者几次到访西区都是人头攒头，每当夜幕降临，西区及周边便展现出与白天伦敦街头西装革履、地铁通道里行人匆匆完全不同的城市磁力。这种磁力，混杂了戏剧本身作为超越日常生活的存在和想象，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群聚集在一起的欢娱。人们在其中找到自己特别中意的场所，莱斯特广场、某个剧院前的空地或者某个酒吧。它们也成为整个片区中的空间节点，将夜晚生活连缀在一起，相互传导。对于游客来说，仅仅以一种匿名的方式置身于涌动的人流和氛围之中，也是一件兴奋的事。又比如伦敦的南岸中心和Barbican中心、东京池袋区的芸术剧场、香港的文化中心，它们既是演出和展览的场所，也是集合了书店、咖啡吧、休憩区的开放式的大型综合文化场所。南岸中心还通过与社区、社会组织和学校的合作，拓展类似面向老年人的“大椅子舞蹈”等市民项目，增进公众参与和接近、分享文化设施的机会。
然而，目前国内城市的大型文化场馆仍然以闭合式为主，鲜有专门演出之外的其他功能。据阿里发布的城市夜活力报告显示，上海的演唱会和话剧票的销量在调查城市中分别居第一位和第二位。仔细察看上海的主要演出场所，上海大剧院、上海文化广场、东方艺术中心等等，它们与周边、与城市的关系是疏离的。首先，这些场所不对公众开放。其次，出于规划、公共安全以及其他种种考虑，近些年新建的大型文艺场所往往位于较为空旷的街区、新城或者以半封闭式的绿地和水域与临近的马路相隔。加上普通老百姓对于演出消费所持有的较高定位，很多文化场所客观上成为一种建筑的展示，难以成为人气的聚合点和向周边街区乃至城市公共生活辐射文化影响力的节点。笔者建议以试点的形式拓展文化场馆的功能，以阅读空间、咖啡吧、文具和艺术品商店、开放式展览等方式，将一部分的剧院场所向公众打开，培育个体的文化意识和潜在的文化消费者。另一方面，在那些交通便利、与商圈或者历史街区、特色街道毗临的演出场所附近可以设置一些户外演出、展览和市集，以此在城市中逐渐形成几个兼有公共性和文化性的夜晚生活场所。
对城市亚文化的包容。无论是伦敦的SOHO街区，还是日本东京的涉谷、新宿，都体现了对亚文化的包容。这些街区也传达了多元、时尚、前卫的气质，聚集了大量的年轻人。年轻人是社会创新的主体之一，也是未来中等收入群体的主体。创意城市的相关理论都赞同多元和包容对于城市活力的重要性，“创意城市”框架的系统提出者查尔斯•兰德以增进身份认同和个体、创新性来建构创意指标，“创意阶级”理论的提出者弗罗里达以人口融合指数、同性恋和波西米亚人指数来衡量包容性。在街头艺人的登记管理和其他类型的街头文化管理中，建议引入多元的筛选标准，增加街头艺人的表演地点和许可证数量。
注意城市绅士化带来的影响。绅士化是与城市空间重组和人口调整相伴随的现象，是“为更加富裕的人口的空间生产”。很多城市的改造和建设中都包含了绅士化的趋势。一方面，绅士化使得城市更为整饬、优雅，促进了房产升值，餐厅和商店变得越来越有情调和设计感。但是绅士化的另一后果便是对低收入群体的排斥。因此，如何让不断精致化的商业和平实共处，和市井并置，是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此外，提升管理部门的安全响应、延长地铁的运营时间都是发挥城市“夜力”的后方支持。
本文发表于《环球》杂志2018年第22期关于城市夜晚生活的特别策划部分，发表时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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