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力听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所以正在那儿发牢骚。这是哈力的典型作风，他是个不知感恩的人，对任何人从来没有一句好话，认定全世界都跟他作对：这个世界骗走了他一生中的黄金岁月，而且会把他下辈子也榨干。我见过一些几乎像圣人般品德高尚的狱卒，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如此——他们明白自己的生活虽然贫困艰难，却仍然比州政府付钱请他们看守的这群囚犯好得多。这些狱卒能够把痛苦做个比较，其他人却不能，也不会这么做。
对哈力而言，没什么好比较的。他可以在五月温暖的阳光下悠闲地坐在那儿，慨叹自己的好运，而无视不到十英尺外，一些人正在挥汗工作，一桶桶滚烫的沥青几乎要灼伤他们的双手，但是对于平日需要辛苦工作的人而言，这份工作已经等于在休息了。或许你还记得大家常问的那个“半杯水”老问题，你的答案正反映了你的人生观。像哈力这种人，他的答案绝对是：有一半是空的，装了水的玻璃杯永远有一半是空的。如果你给他一杯冰凉的苹果汁，他会想要一杯醋。如果你告诉他，他的老婆永远总是对他忠贞不贰，他会说，那是因为她像无盐嫫母一样丑。
但是在哈力眼中，装了水的玻璃杯永远有一半是空的。
于是一九五〇年，我们这一伙负责翻修屋顶的囚犯，在工作结束前一天的早上十点钟，排排坐在屋顶上喝着啤酒，啤酒是由肖申克监狱有史以来最严苛的狱卒所供应的。啤酒是温的，不过仍然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滋味最棒的啤酒。我们坐在那儿喝啤酒，感觉阳光暖烘烘地洒在肩膀上，尽管哈力脸上带着半轻视、半打趣的神情，好像在看猩猩喝啤酒似的，却都不能破坏我们的兴致。我们喝了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让我们感到自己又像个自由人，好像在自家屋顶上铺沥青、喝啤酒。
只有安迪没喝，我说过他平常是不喝酒的。他蹲坐在阴凉的地方，双手搁在膝盖间摇晃，微微笑着，看着我们。惊人的是，竟然有这么多人记得安迪这副样子；更惊人的是，竟然有那么多人说安迪对抗哈力的时候，他们也在现场铺屋顶。我认为当天去工作的囚犯只有九个人或十个人，但是到了一九五五年，工作人员的人数至少已暴增到两百人，也许还更多······如果你真的人家说什么都信的话。
总之，如果你要我说，我描述的到底是普通人，还是在加油添醋地描绘一个仿佛沙砾中珍珠般地传奇人物，我想这个答案是介乎两者之间吧。反正我只知道安迪·杜佛尼不像我，也不像我入狱后见过的任何人。他把五百美金塞在肛门里，偷偷夹带了进来，但似乎他同时也夹带了其他东西进来——或许是对自己的价值深信不疑，或坚信自己终会获得最后胜利······或只是一种自由的感觉，即使被关在这堵该死的灰墙之内，他仍然有一种发自内在的光芒。我知道，他只有一次失去了那样的光芒，而那也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因为像你这种人让我觉得很恶心，”诺顿不慌不忙地说，“我喜欢你现在的状况，杜佛尼先生，而且只要我在肖申克当典狱长一天，你就得继续待在这里。从前你老是以为你比别人优秀，我很擅于从别人脸上看出这样的神情，从第一天走进图书馆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脸上的优越感。现在这种表情不见了，我觉得这样很好。你别老以为自己很有用，像你这种人需要学会谦虚一点。以前你在运动场上散步时，好像老把那里当成自家客厅，神气得像在参加鸡尾酒会，你在跟别人的先生或太太寒暄似的，但你现在不再带着那种神情走在路上了。我会继续注意你，看看你会不会又出现那种样子。未来几年，我会很乐意继续观察你的表现。现在给我滚出去！”
我曾经试图描述过，逐渐为监狱体制所制约是什么样的情况。起先，你无法忍受被四面墙困住的感觉，然后你逐渐可以忍受这种生活，进而接受这种生活······接下来，当你的身心都逐渐调整适应后，你甚至开始喜欢这种生活了。什么时候可以吃饭，什么时候可以写信，什么时候可以抽烟，全都规定得好好的。如果你在洗衣房或车牌工厂工作，每个小时可以有五分钟的时间上厕所，而且每个人轮流去厕所的时间都是排定的。三十五年来，我上厕所的时间是每当分针走到二十五的时候，经过三十五年后，我只有在那个时间才会想上厕所：每小时整点过后二十五分。如果我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没办法上厕所，那么过了五分钟后，我的尿意或便意就会消失，直到下个钟头时钟的分针再度指在二十五分时，才会想上厕所。
这儿也有不少人像我一样，他们都记得安迪。我们都高兴他走了，但也有点难过。有些鸟儿天生就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鲜明，歌声太甜美、也太狂野了，所以你只能放它们走，否则哪天你打开笼子喂它们时，它们也会想办法扬长而去。你知道把它们关住是不对的，所以你会为它们感到高兴，但如此一来，你住的地方仍然会因为它们离去而显得黯淡和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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