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承袭上一节013的内容，探讨孔子如何在五经中用叙述历史的方式讲述道理，特别提到对于恶事的处理。
（承接013节）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
王阳明说，五经也都是历史，是借助阐述历史史实的方式训诫世人，讲述善恶道理。最基本的手法就是前文提到的“删述”，保留好的事件作为榜样，删除不好的事件以防止奸邪效仿。
徐爱从道理上补充为，保留好事就像“存天理”，删除坏事相当于“灭人欲”。但同时他也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里为了保留好事以表彰，自然没有什么难理解处，但面对坏事，五经的原则真的是“删去”么？不是把坏事也写明予以警戒比较好么？如在《诗经》之中，有孔子讨厌的“郑、卫”等地的音乐，并未被删除。而且朱熹也在《论语集注》中评价“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强调坏事的警戒作用。
而王阳明则认为，这就是朱熹的误解了。孔子所选的《诗经》中的三百篇，都是积极向上的音乐，教人向善，不可能有“郑、卫”这种亡国之音。但是在秦朝焚书之后，篇目已经凑不齐三百，所以后人就挑了一些通俗有趣的加上去，才会出现孔子厌恶的“郑、卫”之音。而按照“孔门家法”，不够积极向上的应当删去，而非保留用以示警。
在我们日常熟悉的那些不多的《诗经》篇目中，有不少就是出自郑风和卫风，如《卫风·氓》，《郑风·子衿》。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如此看来，他并非赞扬各地风土民情的淳朴天然，而是说自己在《诗经》中保留的篇目都是“无邪”的，而“有邪”的都删去了。
1 “孔门家法”：面对不够正面的事情，应当保留警戒，还是删去？王阳明所描述的孔门家法，似乎与我们现代人的常识很不相同。他认为，不够积极向上的，就应该删去，任何形式的保留，哪怕是批判的保留，都是在劝人模仿作恶。这在前面011处也提到“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这显然与其“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非常对应。“人欲”不配拥有中性的名称，甚至也不配被详细地提及，因为有可能让人从正面的方向思考并且接纳。
现实中也有许多真实的例子，如媒体大多意识到，对恶性事件进行过于详细的报道，确实会导致模仿。因为过多的细节至少从技术上提醒了企图作恶者应当注意的事件。又如现在的“炒作”，很多时候并非以“吹捧”的形式呈现，反而是那些有些恶性、颇有争议的事件能够引起最大程度的关注，起到宣传的效果。“恶名也是名”，传播效果达成之后，“善恶”可能会被人淡忘，但“存在感”本身已经提高，已经比“默默无闻”要好上许多倍了。
2 但我们大多数时候，还是持有相反的观点。如我们强调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也不能忘记前人所犯的错误，因为只有谨记这些事情，才能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正所谓“以史为鉴”。如果历史这面镜子只照古人善举，却不显其恶性，显然与我们现代人主张的“客观”的原则相悖。
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善恶”模型。其中一种是“单级”模型，善恶中只有一端是实体，可以把握，而人们能不断处置的也只有一端。非常简单直观的比喻就是“善”就像是光明，，光明所到之处，“恶”的黑暗就会消失。黑暗本身并不存在，而只是光明的缺乏，恶本身也不存在，只是善良之心没有完全发挥的状态。显然，王阳明的思想接近此模型，而孟子的“性善论”也类似此模型。
与之对应，荀子的“性恶论”也是一元的模型，只不过这个“元”和“极”在恶的一边，因此“善”就是对这一极的掩盖和克服，故此所有善良都是“伪”、“伪善”。
另一种模型就是二元论的模型，强调两方面都是实体，都应当被郑重对待。一方面要增加善心，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并且避免恶行。而这种二元很多时候表现为“内”与“外”，善为内，恶为外。很多时候，在一元论思想的影响下，研究对方，研究外物，研究细节被批评为“本末倒置”。如我们熟知的，清末很多官僚眼中的科学技术就是这种无用的“细枝末节”。但实际生活中，如果不谈道德领域，在大多数领域中，人们普遍采纳二元的模型。如战争中，仅仅增强自身实力是不够的，也要研究对方的技战术；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仅仅满足于表达自己的思想也是不够的，还要照顾对方的情绪和接受能力。而要战胜邪恶，就要研究邪恶产生的原因，防患未然。
3 邪恶，坏事，究竟是应该直面对决，还是删除无视。这不仅是善与恶的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更加广泛的“肯定”与“否定”的问题，肯定与否定，对应的是“赞扬”与“批评”呢，还是“保留”与“避免”呢？这个问题可能过于复杂，但是从《孟子·尽心上》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例子，所谓“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面对危墙，君子要做的不是“扶”或是“对抗”，而是速速远离，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对抗不了时势。这也与“孔门家法”有相似之处，并非采取“对抗”策略，而是“避免”。俗语云“本事大不如不摊上”，“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让我们看到，面对困难，逃避也是一种办法。只是在现代常用的模型下，更多的人赞扬对抗而贬斥逃避。
4 许多文艺作品也会讨论类似的问题，如卧底最终叛变，“屠龙者终成恶龙”之类的。另外就片面我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撒旦”的概念。我们翻译后习惯称其“魔鬼”。但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前者是一个个体的名字，而后者像是一类事物。一个文化有正面的大BOSS不奇怪，但连负面也有一个大BOSS，就很奇怪了，是怕负面的人找不到组织么？而思考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无论是佛、道还是民间神话，都有正面的大BOSS，但是几乎没有负面的大BOSS。这可能也是二元与一元体系不同的一个体现。而作为后者文化的一元，看“撒旦”的追随者就感觉很奇怪，既然都已经选择了邪恶，为什么还要乖乖地服膺呢？如果这么听话，那跟着谁混不是混呢？或者用D&D游戏体系的九宫格可以表述为，这一组属于“守序邪恶”，而单极的模型中“守序”与“邪恶”是不相容的，“邪恶”必然代表“混乱”。
总结为，王阳明强调，“孔门家法”面对坏事，选择删除，而非批评，正如面对人欲的态度一样。而这与现代人强调“客观”和“探索”的态度不同，背后是一元与二元模型的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很多其他领域，包括《孟子》和一些文艺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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