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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读文稿
今天我们解读的这本书是《巨变》。副标题是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这是一个充满风险和危机的时代。比如作为个人，我们可能会遭遇失业、离婚、亲朋好友的意外去世。作为国家，会遭遇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甚至战争。整个世界也会陷入像新冠病毒疫情这样的严峻挑战。可以说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对未来充满迷茫。而本书要讨论的话题就是人类在遭遇重大危机的时候，应该如何自救。
本书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是世界知名的演化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思想家，也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以及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双重院士。他擅长站在历史的视角，综合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来审视文明的兴衰等宏观议题。戴蒙德最有名的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曾获1998年普利策奖。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第三种黑猩猩》则获得过英国科普图书奖。今天讲的这本《巨变》是他在82岁高龄完成的最新作品。在本书中，戴蒙德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生态生物学等多学科出发，通过审视各个国家在历史上的选择，思考并理解人类社会在回应危机时的功过是非。本书一出版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比尔·盖茨说，经过戴蒙德理智而又深刻的分析，自己对人类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和前景信心大增。《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也认为《巨变》这本书能给人类应对全球危机提供有力参考。
在很多人看来，危机可能就是一场灾难，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然而，戴蒙德认为，危机是一个紧要关头，一个转折点。危机可以使一种文明没落、一个国家解体、一个时代终结，但它也可以成为重生的契机。就像尼采所说的，“凡杀不死我的，会使我更强大”。戴蒙德在本书中最具突破性的观点是打破心理学和政治学的壁垒，指出一个国家应对危机与一个个体应对危机有许多相似之处。
那么个人如何应对危机呢？当一个人身处危机，他会发现平日应对问题的方法难以克服此时面临的重大挑战。他会对自己的身份、价值观和世界观产生怀疑。心理学研究发现，危机发生后的6周是关键的过渡期。在此期间，人们要么死守早已不通的旧路，要么开始探索一条新的应对路径。这条路径最后可能成功，也可能会失败。等6周时间一到，人们要么放弃失败的尝试，重回旧路，要么成功地解除危机，重新获得幸福。心理危机治疗师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实践，发现了12个能帮助个人成功应对危机的因素。第一个是直面身为危机的现实，这是开展危机治疗的前提。第二是勇敢承担责任，因为一个人无法改变其他人。我们能全然控制的只有我们自己。第三是划清界限，也就是发现并界定亟待解决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审视自己哪些方面不需要改变，哪些方面应当抛弃或改变。第四是向外界寻求物质及情感支持，大多数成功度过危机的人都会意识到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的珍贵。第五是借鉴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第六是自我力量，它意味着人作为一个独立自信的个体，拥有对自我和对目标的认知，并且接受真实的自己。第七是诚实的自我评估，弄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第八是应对过往个人危机的经验。如果一个人以前曾应对过几次不同类型的危机，那么在解决新的危机时便更有把握。第九是耐心。面临危机，人们很少一开始就能找到恰当的应对办法，他们也许要尝试好多种不通的办法，在这一过程中，耐心很重要。第十是灵活的个性，灵活应变远比僵化、刻板要占优势。第十一是核心价值观，它和刚才说的第6条自我力量有一定的联系，指的是一个人心中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的那些道德准则和人生观。第12，也就是最后一条是不受约束，它意味着选择的自由。如果一个人身上背负着沉重的负担，那么尝试新的解决危机的方法就会更难。
在戴蒙德看来，个人应对危机的12大因素与国家应对危机有很大的相似性。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国家视作个人的集合，但是个人特质和国家特质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关联，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为该国民众所共享。一个国家的决策最终取决于该国民众的观点，尤其是取决于该国领导者的观点，而领导者也深受该国文化的影响。于是戴蒙德认为我们可以凭借个人的危机体验来理解国家的危机应对策略。他将刚才提到的12大因素稍加变形，给出了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12因素。
下面为了方便讲解，我们将这12个因素总结为四大方面。第一是应对危机的前提，它包括直面危机，承认它的存在及严重性，并积极主动地承担起责任。第二是寻找方法的过程，包括对自我和外部的条件进行客观而诚实的评估，在此基础上寻找灵活而有效的应对方法。第三是自我改变，指的是人们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要准备好进行自我改变，甚至是巨变。第四是求助他人，指的是寻求别国的帮助，或者借鉴其他国家应对危机的经验。
下面我们就从这4个方面来解读《巨变》这本书。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主题尽管非常宏观，但并不是一本抽象的书，恰恰相反，它非常的具体和生动。戴蒙德在书中详细分析了7个国家应对危机的经验和教训，这7个国家分别是芬兰、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为什么是这七个国家呢？因为戴蒙德有在这些国家生活的亲身经历，并且熟悉其中6个国家的语言。换句话说，戴蒙德刻意绕开了自诩全面系统的全球史逻辑，而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有限的观察者和思考者。那么我的解读也会依照戴蒙德的方法，从具体国家的案例和故事中发现人类应对危机的现实经验。
下面我们来谈第一个方面，即应对危机的前提。一个国家首先要承认危机的存在及其严重性，然后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这是国家应对危机的第一步。这个道理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就像一个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下意识的觉得自己好倒霉，一切都是别人的错。一个国家在陷入危机的时候，国民也很容易陷入自我怜悯，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只想甩锅，不想担责。戴蒙德指出，人们必须避免这种自哀自怜，敢于承认错误，担当责任，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出改变。说到勇于承担责任的国家，我们不得不说德国在二战后的行为堪称表率。其实，德国也曾在一战失利后，因为不愿意承担责任，促成纳粹上台，导致二战的爆发。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德国是一战的发起国，战败后，德国作为战败方与法、英美三国签署了凡尔赛条约。条约规定重新划定德国疆界，限制德国军备，德国还必须向战胜国支付赔偿，并放弃其全部海外殖民地。德国人普遍抱怨凡尔赛合约太不公平，却没有反思发动战争是错的。大量德国民众还听信了纳粹的谎言，认为德国之所以战败，是因为国内的社会主义分子在背后捅刀子，认为自己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犹太人把他们的钱都吸光了。这种受害者心态促成纳粹的上台，从而导致了二战的爆发。
二战的失败让德国陷入了比一战结束后更悲惨的境遇，约有700万德国人在二战中丧生，1000万人无家可归。德国的主要城市都毁于战火。国土先是被四个同盟国分区占领，后又被划为两个国家，也就是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这里重点说联邦德国。一开始联邦德国的表现和一战后一样，没有自我反思，不愿承担责任。尽管纽伦堡审判中22名纳粹高官受审，但是当时很多德国人看来，纽伦堡审判只是一种胜利者的正义，是胜利的一方对失败的一方展开的报复而已。也有人觉得那些被审判的纳粹高官确实罪有应得。然而广大的德国民众是无辜的。对于纳粹的调查应该到此为止。而此时联邦德国的政府官员中，几乎一半都曾是纳粹政府的雇员，或者至少和纳粹分子合作过。因为只有这些人才具有政府工作经验。不过还是有一些个人站出来，试图让德国人担起历史责任。比如一位叫鲍尔的犹太裔德国律师，他1949年回到联邦德国后，一直致力于审判纳粹分子，起诉了很多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工作过的基层人员。在法庭上，鲍尔一次又一次地揭露当年那些痛苦的细节，指出在集中营那样的地方，每一个参与者都是有罪的。可惜的是，鲍尔所起诉的案件大部分都未成功。绝大多数被告都被宣告无罪，鲍尔甚至成了大众攻击的目标，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然而，正是通过那一次次的庭审，鲍尔向德国民众展现了纳粹时期德国人的罪行。
转折点出现在1968年。上世纪60年代的后半夜，抗议和示威运动席卷整个西方世界，联邦德国也不例外。德国学生对于社会最强烈的批判集中在对纳粹的批判上。1968年上街示威的德国年轻人基本都出生在1945年左右。他们没有被培养成纳粹分子。在政治上非常清白。而他们的父母却大部分出生在1905至1925年之间。其中很多人都曾投票给希特勒。年轻人本来就喜欢批判和挑战自己的父母，而父母一代的纳粹成分给了他们批判的由头。1968年德国学生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是一个叫贝亚特的年轻女孩朝着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基辛格尖叫一声，纳粹往他脸上扇了一巴掌，因为这位总理曾经是一名纳粹党人。这场学生运动让整个德国社会走向自由化，并让柏兰特在次年，也就是1969年成为联邦德国的第一任左翼总理。在柏兰特的带领下，德国开始对纳粹历史进行清算和反思。1970年，博兰特访问波兰首都华沙，历史性的一幕发生了，在华沙的犹太区，柏兰特在众目睽睽之下双膝跪地，承认纳粹侵害了数百万受害者，并为希特勒的独裁以及二战中德国的所作所为请求众人的原谅。在柏兰特那一跪之后，整个德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了解和反思纳粹的暴行成为德国公民的必修课。由此，德国摆脱了二战后的失败者心态，直面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他没有重蹈自己在一战之后的覆辙，反而与周边邻国发展出相对平和、诚恳的关系。比如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联邦德国从未同其他任何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博兰特却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外交政策，与民主德国签订条约，还和包括波兰在内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可以说，博兰特那一跪为20年后的两德统一埋下了伏笔。今天的德国与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们和平共处，他成了欧盟的领头羊，还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然而，戴蒙德也指出，像德国那样可以严肃认真地承担历史责任的国家实在太少了。一个著名的反例是日本曾经对亚洲地区的民众犯下了滔天罪行，然而他至今没有充分承认那段暴行。从来没有一个日本领导人像德国总理柏兰特那样为本国给他国造成的巨大痛苦而真心实意的道歉。事实是，日本领导人最多只是对日本的那段侵略史表示遗憾或哀悼。然而，戴蒙德指出，遗憾或哀悼不过是一种主观情绪的表达，只有道歉才意味着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在书中写道，我确实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承认过往，郑重道歉，再重新出发。他还指出，正因为日本的这种态度，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民众至今对日本怀有憎恨情绪，而这对于日本来说是巨大的隐患和严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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