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光》

1.垄耕种植，顾名思义，就是将庄稼成排种植在垄上，垄与垄之间要保持一定的间距。垄的土地要比垄之间的沟略高（高度差根据作物的不同而不同）。为什么庄稼必须这样种？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唯一能保证高产的种植方法。我们的祖先很聪明，他们在公元前就知道了这种种植方法的诸多好处。首先，这么做可以保证每株庄稼独立成长，互不干扰，而且农民在给庄稼除草和间苗是在沟里走，不会踩伤庄稼；其次，便于庄稼之间通风，不会腐烂；更重要的是，这样便于灌溉。我小时候在南方田地里做过农活，那里的水田很多，水田的四周是一尺高的田埂，田埂外有水沟。当天气干旱时，农民们将田埂挖开一个小口，田埂外水沟里的水就会流进田里，迅速流遍垄之间的沟，然后渗透到庄稼的根部，不需要给每一株庄稼浇水，节省了大量的劳力。当天降暴雨时，田里的水保持在庄稼两边相对低洼一点的沟里，庄稼的根就不会被泡烂。这样，除非大旱或者大涝，农业的收成都是有保障的。更绝的是，垄和沟在两季种植之间是互换的，每季庄稼收获完毕，要将田重新耕一遍，这时垄就变成了沟，沟就变成了垄，这样，田地虽然每季都在种庄稼，但具体到每一垄土地，实际上是轮流修耕，可以保证地力。我们不知道是谁发明了垄耕种植法，就如同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轮子一样，我们只知道它应该不是由一个人发明的，而是经过中国的农民很多代人的经验积累而得到的。今天无法确定中国人最早在什么年代就开始采用这种耕种方法的，因为没有哪一部史书记载了这件事，不过根据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描述，这个年代不晚于公元前6世纪。这个发明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成为中国大地上每一个农民头脑里根深蒂固的概念，他或许不能对这项发明说得头头是道，但是都懂得这浅显却重要的道理。

那么，欧洲农民是什么时候才明白这个道理的呢？17世纪！也就是说，欧洲的农业曾经落后中国两千年甚至落后更多。在18世纪以前的欧洲，农民们将种子直接均匀地洒到耕耘过的土地上，等庄稼长出来后，就显得杂乱无章，庄稼长得密度不匀，而且不同植株之间互相干扰。这样一来，通风就不好，采光也不均匀，同一块地的庄稼成熟的时间也会差个几天，收获时只好把一些未长熟的庄稼一起收割上来。更要命的是，采用这种耕种方法，几乎无法浇水和除草。读者不妨做个实验：把一杯水倒在平坦的水泥地上，一定是有的地方水多、有的地方水少，没有人能做到让水泥地的每个角落都均匀地铺上一层水。但是，如果在水泥地刻上一条条沟，就不一样了，水会沿着沟均匀地流到每一个角落，这就是垄耕种植法的原理。田地里如果没有垄和沟，即使能将水从河里或者山上引到田里，水也无法自动地流到田地的每个角落。因此，欧洲人在17世纪以前，只能靠天吃饭。在教堂的庆典上，人们唱着这一类的圣歌：“我们辛勤地耕种土地，我们抛撒最好的种子，上帝万能啊，请给禾苗施肥浇水吧。”在中世纪的欧洲，每到秋天收获的季节，如果丰收了，农民们不仅要载歌载舞庆祝，而且要感谢上帝给了他们风调雨顺的一年。

当然，中国当时的农业科技成果远不止水利和播种技术，在工具的制造和牲畜的使用上，中国人都明显地领先于欧洲人。比如，中国人深翻土地的犁，欧洲到17世纪前后才出现。就连套牛和马用的牛具或者马具都比欧洲人要先进得多。按照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的说法，在古代中国一匹马拉的重量是欧洲同期马拉的重量的三倍，这不是因为中国的马有力气，而是因为马具好。中国的马具是套在马肩上，而欧洲人是固定在马的脖子上，这点细小的差别导致了牲口使用效率的巨大差别。在农耕时代，牲畜是唯一能将人力解放出来的生产工具，它的利用效率直接决定了生产力。

中国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得中华文明在与世界各个文明的竞争中有两个明显的优势。第一，最直观的效果是粮食单产高，同样的土地可以供养更多人口。我们前面讲过，人口是早期文明必备的条件。第二，有效的灌溉、高效地使用牲畜以及多种农用器械的发明，使得种植一亩农田所需要的劳动力比欧洲更少，整个社会非农业人口的比例较高。这样，大量劳动力才能被解放出来，从事手工业、商业、文化、艺术、宗教活动。发达的农业保证了在从公元2世纪到17世纪的一千多年里，中华文明领先于世界。前面我说过，中国农业种植技术对世界的贡献，其实远远超过四大发明对世界的贡献，因为这是人类文明得以快速发展的基础。

2.在历史上，多次上演过野蛮战胜文明的悲剧。公元前1500年前后，野蛮的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毁灭了那里已经相当发达的文明。公元前2世纪，相对落后的古罗马人毁灭了古希腊文明，而600年之后，野蛮的哥特人、日耳曼人和汪达尔-阿兰人不断入侵罗马帝国，并最终由汪达尔-阿兰人攻陷了罗马城，将整个欧洲带进长达近千年的黑暗时代。每一次落后战胜文明的结果，都是全人类的文明大倒退。在人类历史上，并非下一代人一定比上一代人生活得更好。我们今天的生活之所以比父辈和祖辈好很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1945年至今近70年的和平环境。

3.近代自然科学的很多体系都是在古希腊时代奠定的，希腊人在学术研究上有别于东方文明之处不在于一两项科学发明和发现，而在于他们将自然科学各学科分门别类，对每个学科都建立起一整套系统的体系，在此基础上，演绎或归纳出普遍规律性，即定理或定律，继而成为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基石和支柱。后人可以在前人发现的基础上继续研究，推动科学的发展。无论是古希腊奠定的几何学、天文学和物理学，还是后来笛卡尔发明的解析几何或者牛顿发明的微积分，无不遵循古希腊人建立科学学科分支的办法。反观东方的文明，在科学研究上有两大缺陷，首先是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次常常会将问题和定理定律混为一谈，虽然他们的解答和证明过程可能类似。这样一来，后人就很难继承前人的工作，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得从头再来，导致几千年来在科学研究上原地踏步。事实上，中国清代的数学家估算圆周率并不比祖冲之更准确，而19世纪阿拉伯最好的数学家也未必掌握了他们祖先1000年前的数学发现。

是因为有了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和托勒密，希腊才为人类的文明开辟了科学之路，还是因为希腊人的理性和思辨产生了这些震古烁今的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大家都公认的是，古希腊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最大的贡献或许是建立起这些学科体系。雅典的卫城会在希腊沦陷后随时间的流逝而成为残垣断壁，阿芙洛狄忒的雕像会因为深埋在地下而少了漂亮的胳膊，但是古希腊人对科学的贡献却薪尽火传，惠及后世。

4.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他们和当时无数的冒险家一道，开启了大航海的时代。他们各自的航行在历史上的作用各不相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达·伽马找到了往东绕过非洲到达亚洲的航线，麦哲伦（和埃尔卡诺）第一次完成了人类的环球航行，并且开启了往西经过美洲到达亚洲的航线。他们三个人在出发前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低估了他们即将进行的探险的难度：哥伦布把一万多海里的航行估计成两千多海里，达·伽马也少算了百分之六十的航程，而麦哲伦则信息完全错误，误把河口当作了海峡，以至于航程比预想的至少多了一年时间。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壮起了胆子去做当时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从这方面来讲，他们都是幸运的。在这三人当中，关于哥伦布的论著最多，不过总的来讲学术论著多于文学传记。关于麦哲伦的论著则相反，或许因为他在航海的途中悲壮地死去，让他的探险 经历更加富于震撼力，因此关于他的传记很多，尤以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写的《麦哲伦传》最为有名。茨威格笔下的麦哲伦，是一位富有梦想、性格坚强而勤于实干的英雄，他在困难面前表现出的镇定和坚毅，是完成这次人类壮举的根本原因。这本书激励了很多富有理想、勇于开拓的年轻人。

在这些航海历程中，还有无数葬身海底的冒险家以及不知名的水手，他们有些人为了理想，有些人为了发财，但大多数低级的水手则是为了免除牢狱和债务。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的壮举才得以实现。在大航海时代，如同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中一样，这些无名小辈是创造历史的主人。

5.现在，我们概括一下葡、西两国的发家史。一个主要靠欧亚之间香料和瓷器贸易中巨额的利润，另一个主要靠开采金山银矿，不论是哪一种，都不需要费太大的气力。如果葡、西两国能够善用这些财富发展工业，投资教育和科技，今天世界的历史可能会改写。但是，财富来得太快、太容易有时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情。美国有人进行过统计，发现那些天文数字彩券大奖的中奖者，成百上千万的钱大多在十年内就挥霍一空。而在历史上，葡萄牙和西班牙就是中了这样头彩的国家，用今天的俗话说，如同暴发户或土财主。

那么有了钱以后怎么办，这两个国家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同一条道路——花钱。前面讲到，西班牙从美洲挖出的银子，三分之一用于购买中国的货物了。只要用Google搜索一下“明朝西班牙白银”，就能得到上千万条结果，还有至少一百多篇学术论文，甚至有人认为明朝灭亡与后期西班牙向中国输入的白银减少有关，可见西班牙当时对中国贸易贡献之大。今天在中国的一些古玩市场上，依然找得到当年西班牙的银币，可见当年西班牙白银流入到中国之多。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购买其他地区的商品也是毫不吝啬。除了购买奢侈品，葡、西两国还修建了很多宫殿和教堂，如今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比较像样的建筑和花园大多都是在那个年代修建的。西班牙美轮美奂的王宫也是用大航海带来的那些银子堆砌起来的。

大量涌入的财富还被两国用于一件比购买奢侈品和建设宫殿更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那就是发动宗教战争，除了破坏生产，最后是什么价值也没有产生。

大量硬通货和贸易利润的涌入，不仅没有对葡、西两国的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正面的影响，反而让那里的国民变得更加懒惰。在发现美洲银矿之前，葡西两国刚刚联手赶走了摩尔人（阿拉伯人）。随着航海的兴起，西班牙的手工业和造船业开始发展，但在发现银矿后嘎然中止。既然银子可以直接从矿里挖（而且是让非洲的奴隶挖，不需要自己动手），何必要从事生产呢？不仅如此，他们还赶走了上万名外国工匠，尽管理由是那些人不信奉正统的天主教。久而久之，西班牙和葡萄牙便习惯了高价从外国购买商品，国内的工商业反而极度萎缩。今天，除了一些手工业，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世界市场上都没有数得上的工业（近年来西班牙的服装业或许是个亮点）。有了钱之后，西班牙人渐渐地连田都不种了，本来气候非常适合发展农业的西班牙反而成为了粮食进口国。每每看到中国对土地GDP的依赖，我们就希望决策者能看看葡、西两国的教训。

马德里的西班牙王宫 为了保证海上贸易，西班牙用黄金白银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无敌舰队。靠着无敌舰队，西班牙不仅在殖民地可以称霸，连欧洲各国也要让它三分。1580年，西班牙兼并了葡萄牙，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这时西班牙帝国也发展到了它的顶峰——挂着红十字风帆的无敌舰队横行四海，西班牙的大帆船遍及世界各地。尼德兰地区虽然对西班牙无端的征税深为不满，但是在西班牙的武力威慑下，在最初的几十年里也只能接受盘剥。英国觊觎西班牙（包括葡萄牙）从海上贸易以及各个殖民地带回的利益，但是鉴于武力不济，尚不敢公开向西班牙叫板，只能支持海盗去打劫西班牙的货船。

从表面上看，开采金山银矿和贸易带来的利润让西班牙变得富有，但是无数的白银加上强大的舰队并不能构成一个伟大的国家。建立在金圆和舰队这两个支柱上的西班牙帝国，其实是外强中干，科技、工业甚至连农业等都很落后。等到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很多战舰也不是自己造的）被英国人和荷兰人打败后，荷兰便从西班牙人的统治下独立了，接着西班牙在整个美洲的殖民地也纷纷独立。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从此断了财路，很快沦落为欧洲最穷的国家。在这一点上，西班牙和前苏联很相似。

葡萄牙衰落得更早，一度与西班牙合并（1580—1640），后来又分了家，之后每况愈下。随着后来荷兰的崛起，葡萄牙在亚洲的殖民地被荷兰蚕食，贸易量大幅减少。同时，欧洲其他国家开始参与欧亚贸易，商业竞争激烈，利润骤减，达·伽马时代一本万利的贸易早已经一去不复返，葡萄牙很快变得入不敷出，和西班牙一道沦落为欧洲穷国。
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让财富像潮水一般涌入伊比利亚半岛，然后又像潮水一样退去，除了留下奢靡享受的风气外，并未给这里的人们创造太多真正的价值。在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中，这两个国家中受益的只是国王、冒险家和少数贵族，大多数国民并未享受到这些财富带来的好处，他们除了承担由于货币大量增加而带来的通货膨胀外，衣食住行并未因此有明显改善。

伊比利亚半岛在近代由盛到衰的过程，非常耐人寻味，其中有着深层的政治和经济原因。这些原因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因为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依然处在旧时代，而随着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的进展，世界进入了新时代，这两个依然处在旧时代的国家没有资格来领导伟大的新时代。

伊比利亚半岛的崛起是14和15世纪驱除阿拉伯人（摩尔人）的结果。在这场长达几十年的战争中，两国靠的是宗教和王权的凝聚力才取得了胜利，之后宗教和王权也因此得到强化，而这和当时整个欧洲文明的趋势正好相反。在欧洲其他地区，从南部的意大利到北部的尼德兰，宗教的势力在衰落，城邦开始兴起，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西班牙和葡萄牙反而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虽然强大的王权短期内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进行探险，但骨子里非常保守。葡、西两国的探险活动和资本主义发展没有必然的关系，大航海的确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并没有用于发展工商业。王公贵族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害怕新兴的阶层（资本家和商人）起来挑战他们的地位，甚至有意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这一点上，葡萄牙和西班牙统治阶级与中国康乾时代的政府很相似，虽然看上去达到了一个盛世，但不过是在维护一个没落的旧制度而已，而那个盛世也就成了农耕时代最后的辉煌。这些统治者都不懂得近代国家的富强要靠新兴的工商业，任何国家在新时代到来之际，如果不愿意改变旧制度，则必然衰落甚至灭亡。

6.荷兰的崛起值得世界上任何国家甚至任何公司好好研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它都不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条件。

首先，荷兰的地理条件和气候非常差，不宜居住。它有三分之一的陆地在海拔一米左右，四分之一的领土在海平面以下，大家可以想象来一次海啸会是什么结果。它的纬度非常高（北纬50度以上，接近漠河的纬度），不仅气候寒冷潮湿，而且从9月底到第二年的4月都是冬季，每年比较舒服的季节只有6、7、8月这3个月。

其次，荷兰除了鲱鱼，没有任何自然资源（20世纪60年代后发现了北海石油）。况且由于日照时间短，荷兰也不适合谷物生长。最后，它在历史上远离所有主要的文明，直到12世纪才开始有人居住，直到2012年荷兰的人口也不足1700万，甚至不及北京或者上海的人口多，而国土面积只比台湾岛稍大。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居然主宰了世界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而他们的很多后裔在美国纽约依然影响着华尔街，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章节会作介绍。

荷兰的历史虽然不是很长，却是欧洲最早走出中世纪并且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地区。
兰地处寒冷地区，人们必须非常勤劳才能生产和制造出足够的东西来养活自己。鲱鱼的捕捞一年只有一次，虽然可以捕捞1000万公斤，但也就是人均10公斤左右，不仅养不活整个地区的百姓，甚至连养活渔民自己都成问题。在休渔期，荷兰人就要考虑做点什么。大部分渔民想到的就是利用他们的渔船给欧洲其他地区运输货物。后来荷兰人就有了“海上马车夫”的名声。除了海运，荷兰人还从英国进口棉花，纺成布匹卖到欧洲各地，而加工业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最有效的积累财富的方法。

要了解500年前荷兰人是如何富裕起来的，只要看看我们熟悉的浙江温州人就可以了。温州地处浙江东南沿海，以山地为主，也没有什么矿产资源，雁荡山又将温州和内陆隔绝开来，陆地交通非常不便利，这一点和荷兰有相似之处。但是温州靠海，温州人又非常能吃苦耐劳，从海路跑到各地做生意，并将赚来的钱带回家乡，开办工厂，从事加工业。荷兰人也是一样，当他们通过渔业、海运和早期的手工业挣到一些钱后，就开始发展工业了。荷兰人很会精打细算，并且善于合法地利用规则的漏洞来谋取最大的利益，这一点和温州人也颇为相像。如果有机会看一下在大航海时代各国的帆船，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荷兰的帆船和其他国家的帆船略有不同——相比它的甲板，它的肚子非常大。我开始还以为这样设计是为了航速快，后来才知道这样设计是为了降低成本，因为当时欧洲各国的人港关税是以甲板的面积来征收的。这样一来，荷兰的运输成本就比英国和西班牙要低。当然，荷兰运输成本低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水手的工资相对较低，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大量货币涌入，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这样，在当时世界的航运市场上就有了分工——当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将亚洲和美洲的货物运到伊比利亚半岛后，荷兰人再将它们运到欧洲各地。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荷兰人很务实，喜欢经商。由于没有什么资源可卖，因此他们的商业活动必须是可持续发展的，比如荷兰人喜欢对原材料进行加工以获取附加值。荷兰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政治没有太多兴趣，对于名义上的统治者，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干涉他们挣钱。尼德兰这块土地原本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由各个王公贵族把持。不过富裕起来的商人和市民最终从这些封建主手里买下了尼德兰各个城市的管理权。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在《浪潮之巅》中对此有所介绍。尼德兰的各个城市相对独立，因此不太关心谁是这个国家名义上的统治者。

在脱离西班牙统治宣布独立之前，西班牙是荷兰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自从两国开战以来，西班牙对荷兰进行贸易封锁，荷兰人的财路就断了，而荷兰这块地方靠自己的资源和物产又无法养活自己。俗话说得好，穷则思变，对荷兰人来讲是“困则思变”，既然选择了独立，市民们就只能全力自救。当时，荷兰的航运业已经颇为发达，但是仍局限于欧洲本地，他们便自然而然地想到学习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直接和东方开展贸易。荷兰不缺好的水手和精明的商人，所欠缺的就是进行远航贸易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而作为一个刚刚成立的国家，荷兰并没有多少钱可以投资远洋贸易，但是由于长期实行藏富于民的国策，因此市民们还是很富庶的，于是，荷兰人发明了一种集资的方法：由市民们出钱成立一家股份公司，参股的市民就成了公司的股东，将来从公司的利润中分红。在当时荷兰的首相、大议长奥登巴恩维尔特伯爵（Johanvan Oldenbarnevelt，1547—1619）主持下，荷兰成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股份公司——东印度联合公司（不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或大航海时西班牙那种几个人凑钱参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同，它面向全社会发股票融资。因此，东印度公司是现代公司的始祖。荷兰市民纷纷拿出自己的积蓄购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就这样，积少成多，很快凑足了600多万荷兰盾的本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公司将这笔钱交给一些愿意冒险的商人与东方开展贸易，并承诺给投资人发股息。这样，公司的股东（市民）和经营管理层（愿意冒险的商人）就分开了，这种组织形式很像今天的上市公司了。而在东印度公司之前的有限责任公司里，股东实际上也是管理层。除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外，东印度公司在历史上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公司，不仅过去不曾有过，现在也不可能有了。首先，它拥有很多只有国家才有的特权。当初，为了支持该公司，荷兰政府发给它一纸特许状。有了这份特许状，东印度公司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并且代表国家和他国缔结条约。其次，它的股东，或者说股民数量非常庞大，就连当时一些有钱人家的仆人也持有该公司的股票。从这个角度讲，它又有点像一个全民的企业。

成千上万的荷兰人敢于把自己的积蓄投入这项冒险，原因有这么几条。首先，荷兰人喜欢冒险，这也使得他们的后裔建立起了华尔街。其次，东印度公司有荷兰政府的背书。再次，但也是最重要的是——荷兰商人信誉良好，并且是世界上最早恪守信托责任的群体。

到了17世纪初，荷兰靠着贸易积累起一些财富，这时资本运转的效率就变得非常重要，因此，荷兰在1609年建立了阿姆斯特丹银行，这是一家市民的银行，或者说商业银行，有别于当年美第奇在意大利建立的美第奇银行，后者更像现在的投资银行。要再过将近一个世纪，英国人才建立起他们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今天我们都知道，信誉对于银行非常重要。美第奇银行的信誉，很大程度上是靠这个家族百年来的声望以及家族成员和客户之间的私人关系。阿姆斯特丹银行则不同，它的背后没有一个传奇的家族，也没有国家背景，它的信誉完全靠自己建立起来的。为了保证国民和外国人在银行的存款安全，阿姆斯特丹立法规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银行的商业自由。也就是说，即使国王或者市政府也不能干预银行的业务。于是就出现了一件令今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时荷兰和西班牙正在打仗，阿姆斯特丹银行居然没有冻结西班牙的白银，甚至当西班牙向它贷款买军需物资时，它还给西班牙贷款了。这可以说是履行现代信托责任的又一个典范。客户将钱放在银行里，银行就要保证客户的资产安全，并且随时提取兑现，这就是一种信托责任。如果找个借口冻结客户的资产，就违背了信托责任。在荷兰人眼里，信托责任甚至高于国家的（短期）利益。遵守信托责任的好处在当时立竿见影，大量外国的钱都涌入荷兰，就如同今天世界各国的钱涌入瑞士一样。当时英格兰银行还没有成立，英国国债的发行靠的是荷兰的银行，每年荷兰人从英国国债中赚到的手续费和利息就高达两千多万荷兰盾，相当于200吨白银。

东印度公司开始到东方做贸易时，西班牙国王很想知道这个挑战者将靠什么与自己竞争。东印度公司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这就是该公司所肩负的对全国投资人的信托责任。就这样，荷兰人的商船浩浩荡荡驶向了东方，他们不仅没有无敌舰队的保护，而且一开始为了多装货物，甚至拆掉了商船上的一些炮位。很快，西班牙国王就不得不对荷兰刮目相看。遗憾的是，这些王公贵族一直没有搞懂，为什么西班牙会竞争不过荷兰。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道理不难理解，西班牙每一支独立行事的船队和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是不同时代的竞争者。前者是有钱人和贵族赞助，由冒险家和囚犯组成的各自为战的船队，而后者是近代组织严密、行动统一、管理高效的跨国公司。在东印度公司成立的头五年，每年向海外派出的拥有50只船以上的商船队数量，超过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派出的船队的总和。此后，荷兰和西班牙的差距逐步拉大了。

西班牙和葡萄牙国运不能持久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利益分配不公平。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队是各自独立核算，如果哪个船队几条船回来一半，他们就有可观的利润可分，如果大部分商船沉没了或者被海盗抢了，那么投资人可能就会血本无归，这一个个船队没有能力在全球各地建商埠造码头。在这样的氛围里，很多生意都是一锤子买卖，比如这次在亚洲捞到一票，投资人可能就不再去做这种高风险的投资了，这样生意就缺乏长久性。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则不同，他们所追求的是长远的买卖，在公司成立的头十年里，东印度公司并没有派发股息，而是将全部的利润投入到扩大对外贸易和修建基础设施上，他们在世界各处修建码头、仓库、船坞，同时大量造船，扩大船队规模。在确立了全球贸易的主导地位后，公司在成立的十年后支付了第一次红利，然后每年都向国民和政府支付高额红利。在世界历史上，人们的所作所为不断地证明着一个真理：一个维护少数人富裕的国家，虽然可以强大一时，但是很难持久。

说到东印度公司的分红，读者可能会有个疑问，荷兰人为什么能容忍十年不分红呢？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觉悟高和有远见，这两条是根本靠不上的。这里面的关键在于荷兰人发明了一种新的资本运作体制——他们于1609年在阿姆斯特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只要愿意，就可以自由交易手中的股票变成现金，这有点像Facebook和阿里巴巴在没有上市前，公司内部员工可以交易股票一样。荷兰人就这样发明了今天的股市。在没有股市之前，资本的获利除了靠股息，就只能靠放贷了，而基督教又不允许放高利贷（这成就了犹太人的银行业），因此，在很长时间里，欧洲王公贵族的钱并没有很好的渠道进行保值或增值。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投资方式——股市，于是国外大量的资金也涌入荷兰，荷兰的经济进一步繁荣。四百多年前，人口近200万的荷兰，居然有了上千名正式的股票经纪人。1625年，荷兰的移民在大洋彼岸的曼哈顿岛周围建立起他们的新家园，取名为新阿姆斯特丹，在那里最终建成了世界最大的股票交易市场，今天这个城市叫做纽约，取义于“新约克”。

到了17世纪中叶，荷兰的全球商业霸权已经牢固地建立了起来。东印度公司在全球建立了一万五千个贸易机构，在将近两个世纪里，四千多艘悬挂荷兰国旗的商船往返于世界各地。在17和18世纪里，人口不到三百万的荷兰，其贸易额居然占据了全球贸易额的一半，它的殖民地和港口遍及全世界。在东亚，他们占据了台湾并在日本的长崎（当时日本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建立了货站；在东南亚，他们占领了印度尼西亚，并且建起了雅加达城；在印度和非洲，他们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得多处殖民地，并且占据了新航线的要塞好望角；在北美洲他们占据了东部最好的贸易区，取名为新荷兰（现在叫做纽约州）；在南美洲，他们占领了巴西；即使在大洋洲，他们还占领了两个大岛，并且用他们西兰省的名字命名了这个地区——新西兰。

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荷兰和葡西两国之间巨大的反差。概括来说，这首先是制度上的差异葡西两国坚持的是靠王权建立起来的日趋衰落的旧制度，它无法抗衡荷兰新兴的资本主义新制度。其次，在利益分配上，在葡西两国，大航海的受益者只限于王室、贵族、富商和冒险家，对国家的强大或百姓的富足没有直接的帮助。而在荷兰，全球贸易则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行动。通过全球贸易，这个低地国家做到了民富国强。第三，荷兰人开创了现代商业体系，他们不仅发明了现代的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和有限责任公司，而且开创了信托责任制度。在荷兰诞生了一个信守信托责任的专业管理阶层，这些专业人士使得工商业摆脱了古代和中世纪缺乏规范性的状态，变得井井有条。

直到今天，在商业活动中能信守信托责任的人和公司也并不多。很多人，特别是西方各国认为世界各国的股市，能让人比较放心地投资的只有两个半国家。做事认真的德国人在历史上较少出现金融诈骗和做虚假报告，本来可以算一个，但是它对整个欧洲，主要是欧元区有义务，因此只能算半个——毕竟它的那些欧元区伙伴就未必靠得住了。另外两个只有英国和美国了，倒不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人多么诚实，而是因为那些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员（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大多数是职业经理人，基本恪守（或者不得不恪守）信托责任。虽然荷兰人做得也不错，但是毕竟他们的股市太小、公司太少，任何基金经理哪怕投入所管理资产的百分之五到荷兰股市上，都显得太多了。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管理人员大多不恪守信托责任，因此投资人和他们有利益冲突。而正是因为恪守信托责任，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只有英美两国的股市回报最好。如果你在华盛顿就职总统的1789年在美国股市上投入一美元，到今天它的价值已经超过一千万美元了。由此可见信托责任对于国家长期发展的重要性。

在致富的道路上，荷兰与英国走了一条与葡西两国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已经讲过，西班牙和葡萄牙是靠挖金银及从事暴利的贸易获取财富，而英国人和荷兰人更多地是靠从事生产来获得财富，即使在其殖民地地区，他们也主要是经营而非掠夺，更多地从事生产而不是直接开采贵重金属。因此，英国和荷兰这两个国家的发展是可持续的。英国和荷兰这么做，自有一大套理论，这就是重商主义。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认为英国崛起的关键，是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起，英国各方面已经就重商主义的重要性达成共识。

“重商主义”这四个字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大部分人都是从字面去理解，认为就是重视商业，尤其是考虑到英国和荷兰崛起时正是全球贸易欣欣向荣的时代。但是，重商主义的真正含义是重视生产，尤其是重视工业生产。重商主义概括起来有这样几个要点：

1．尽可能多地拥有硬通货，因为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搞基础建设、军备和从事对外扩张；

2．为了做到第一条，国际贸易必须优先于国内贸易，必须保证贸易顺差；

3．既然各国都在生产，那么保证顺差的前提是要从事高附加值的劳动，在当时就是从事来料加工而不是出口原材料；

4．鼓励生育，因为社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5．国家引导，并且监督产品质量，以保证全球竞争力。

在重商主义的指导下，英国不仅大力发展新兴工业，而且为了提供便利的运输条件，到处挖河修路建设港口。伦敦很快成了世界的中心。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英国不仅国力增长突飞猛进，而且在全球经济中控制着当时劳动附加值最高的行业，把亚洲地区和美洲殖民地广大地区变成了原材料产地和潜在的市场。

7.笛卡尔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他指出，研究问题的方法分四个步骤。

1．不盲从，不接受任何自己不清楚的真理。对一个命题要根据自己的判断，确定有无可疑之处，只有那些没有任何可疑之处的命题才是真理。这就是笛卡尔著名的“怀疑一切”的观点。不管有什么权威的结论，只要没有经过自己的研究，都可以怀疑。例如亚里士多德曾说，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速度快，但事实并非如此。

2．对于复杂的问题，尽量分解为多个简单的小问题来研究，一个一个地分开解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分析，或者说化繁为简，化整为零。

3．解决这些小问题时，应该按照先易后难的次序，逐步解决。

4．解决每个小问题之后，再综合起来。看看是否彻底解决了原来的问题。

8.在当时，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上考虑，使用原子弹都是将参战双方的死亡人数降到最低的方案。但是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人类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毕竟不是一件好事，核武器从此成了政治家和独裁者们互相讹诈的工具，而人类从此生活在恐惧中。或许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当时科学家们坚决反对使用核武器的理由是对的。当然，他们没有最终的决策权。他们那一代人，一直对原子弹带来的灾难感到不安。爱因斯坦自认为倡导研制原子弹是他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后来签署了呼吁不使用核武器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玻尔心灰意冷回到了丹麦，西拉德等一大批物理学家干脆改行研究生物去了，这导致了后来生物学的快速进步。

9.在iPhone发布之前的很长时间里，电信行业和计算机行业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手机业务原本是摩托罗拉和诺基亚这些通信设备公司的地盘，不关计算机公司的事情。早期的手机主要功能是通话，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是数字信号处理器（其实也是一种特制的计算机），虽然手机内还有一个通用处理器管理手机的其他功能，但它不是很重要。那时手机的质量主要取决于数字信号处理器，当然这是通信公司和生产通信半导体的公司的特长。但是随着手机中那个通用的计算机芯片越做越快，它就逐步成了手机的主体，而数字信号处理器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并最终由通用的计算机芯片替代了。这样，在某个时间点，计算机的某些功能，比如上网、查看邮件、玩游戏、听音乐、看视频等会超过通话功能成为手机的主要功能，智能手机就是这样出现的。

iPhone并不是第一款智能手机，日本NTT下属的移动电话公司Docomo早在1999年就开始销售能够上网的智能手机，并且在两年里发展了4000万个用户。不过早期的智能手机厂商，无论是日本的Docomo、加拿大的黑莓（Blackberry）、美国的微软或者欧洲的诺基亚，思维方式还没有摆脱以通信为主（电话、短信加电子邮件）的限制，而不是以计算机为主的思路。当时的智能手机虽然能上网或者玩游戏，但这些都是次要功能，而且用户体验相当差，因此这些手机与传统手机相比，优点并不明显。

但是，智能手机到了乔布斯的手里，就完全不同了。它首先是一部便携的、可以随时上网的计算机而不是电话。iPhone诞生和普及之后，使用者不知不觉地做出了一个选择——将过去在计算机上做的一些事情，比如上网看新闻、查看邮件和聊天，用手机来做了。继苹果之后，Google推出了开源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安卓（Android），让几乎全部的手机厂商停掉传统的手机业务，转向制造iPhone那样的触屏式智能手机。再接下来，这些智能手机改变了运营商的商业模式。由于打电话的功能被弱化，运营商的收入就从以话费为主转向以数据套餐为主，不过由于智能手机可以通过Wi-Fi和计算机互联网相连，运营商的数据流量收入也受到挑战，迫使它们不得不再寻找新的商业模式。
智能手机在改变电信产业格局和用户习惯的同时，反过来也改变了计算机产业链。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云计算的兴起），移动互联网逐步取代原来基于PC的互联网，成为很多人获取信息的首选渠道，大家每天使用PC的时间开始下降。2010年苹果公司又推出了极具人气的触摸型平板电脑iPad。早期的iPad有一个9.7英寸的显示屏，没有键盘，非常轻巧，大约一本200页16开书的大小和重量，可以通过触摸输入文字和指令来上网或使用各种应用软件，因此有人说它是一个放大了的iPhone，但是它对PC产业同样是具有颠覆性的。从功能上讲，小小的iPad可以在大多数时间替代人们对个人计算机的需求，却比台式计算机甚至笔记本电脑要便于携带，能在更多的场合使用。在苹果之后，三星等很多厂商推出了基于安卓操作系统的平板电脑。这样，过去由微软和英特尔控制的产业链也开始动摇了，因为这些手机既不用微软的Windows，也不用英特尔高性能但费电的处理器。从2012年起，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增长的PC销量开始下降，这标志着一个旧的计算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是新的计算时代的开始。

10.中学时，不少同学都收到过老鼠会的邀请信或者电子邮件，内容大抵是这样的：请你给下面10个人每人寄一份礼物，然后划去名单中第一个人的名字，把自己的名字加到最后，再把信转发给10个朋友。如果你这么做了，你很快就能获得成千上万的礼物，否则，你就会遭受这样或者那样的厄运。信里面接下来的内容，无非是一些例子，说某人按照要求做便收到了很多礼物，某人没有按照要求做就倒霉，等等。

任何人只要承认物质守恒，就应该知道这些凭空而来的礼物是无稽之谈，不过不仅有中学生上当，还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相信并从事类似的活动，比如传销，当然这些人都有一套看似有理的歪理。人们为什么会相信这么荒唐的骗局呢？因为人们常常会迷信自己并非很懂的理论而忽视常识。就拿这个例子说，行骗者还真能从数学上找出一点根据，他们的理论依据大致如下：

当一个人发出这样一封信，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接受礼物的人当中，那么他可以收到他的10个下线的礼物，而假如他的10个下线每个人都这么做了，他又收到下线的下线送来的100份礼物，只要这个游戏玩下去，他将获得也就是100多亿份礼物。那么，只要所有的人都遵守这个游戏规则，任何参与游戏的人总有一天会收到这样的回报。

这看上去很美，很多人甚至不能发现它的问题所在——能实现上述假设的前提是人的数量要无穷大。具体说，第一个人的后面要有100多亿人玩这个游戏，他才能实现上述利润。（遗憾的是，直到2014年，全球人口只有70亿。）而他的下家，难度就更大了，因为需要1000多亿人才能维持同样的回报。以此类推，第三层的人要有1万多亿人来玩这个游戏，第四层要有10万多亿人参与，才能得到第一个人的回报。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人口有限时，处在这个游戏金字塔底层的人是永远收不回成本的。因此当游戏进行到某一时刻，不再有新的傻子来维持这个骗局，那么这个游戏金字塔就轰然倒塌了。在金字塔倒塌的一瞬间，处于底层的数量众多的玩家将血本全无。这个游戏在西方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庞氏骗局（Ponzi Scheme）或者庞氏游戏，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鼠会。老鼠会中的每个人就像是击鼓传花游戏中的一员，他们祈祷鼓声不要在自己手里停止，但是鼓声终有停止的一刻，手里拿着花的人要为所有人买单。

11.期权，是一种特殊的金融合约，是合约的一方给另一方在一定期限里按照某个价钱购买（Call）或出售（Put）股票的权利。

比如，股票A今天的价格是每股50元，某家证券公司（Underwriter）给期权的买家两年内任何时候，以55元的价格买进这家公司股票的权利，不管到时候股价涨到什么地步。当然，作为回报，买家要付给该证券公司每股5元。也就是说，买家花了5元钱，买了一个两年55元买进的期权（Call Option）。假如在两年内某个时候，这家公司的股价涨到了70元，那么期权持有者可以要求以55元的价格买进，便可得到70-55=15的价差，而他付出的只是当初付给证券公司的5元，他的回报率则高达（15-5）/5=200%。如果这两年内X公司的股票从来就没有超过55元，等到这个两年的期权到期后，期权自行作废，证券公司获得5元。如果两年后股价为58元，买家依然可以以55元的价格买进，他在股票的差价上赚了3块钱，但是由于他购买期权花掉了5元钱，他实际上还亏了2元。卖出期权（Put Option）的操作方法类似。期权是一种使用杠杆的投资手段，风险较高，没有经验的投资者不建议使用。

12.做空，指卖出自己并不拥有的股票，指望股价下跌后再买回股票平仓。

比如股票A今天的价格是每股50元，如果某人（机构）预计今后这只股票将会下跌，而他手上又没有这只股票（或者数量不多），他可以从其他股票所有者手上借股票，以现在的价格卖出。当然，他必须抵押一些现金。如果将来股票真的像想象的那样价格下跌，比如跌到了40元，那么他可以按这个价钱回购还给股票的所有人，然后每股可赚10元。如果很不幸，入股上涨，那么他就赔钱了。做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股市操作，因为它的损失率从理论上讲可以是无穷大，没有经验的投资者不建议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