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曾说：
苏轼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也有人曾说：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一生风雨，我行我素，遇事泰然处之，他把别人眼中的苟且，活成了自己的潇洒人生。
年少时，总以为苏轼、苏东坡不是一个人，后来，越了解他越发现，前半生，是苏轼；后半生，才是苏东坡。
公元1057年，20岁的苏轼进京赶考。
主考官是大文豪欧阳修，参加考试的学生有苏轼、苏辙，还有张载、程颢、程颐、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
这一届科考，因此被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
当年考试的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他读完苏轼的考卷，赞叹不已。
但他以为是自己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便将本应第一名的试卷定为了第二名。
哪知解封一看，作者竟是苏轼。
得知真相之后，欧阳修为之一震，“把你旧日文章也找来我看看。”
一看，欧阳修更是惊赞不已：“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出人头地”这个词儿就是这么来的。
就这样，一出场就惊艳了整个大宋，从此，苏轼的才气逐渐开始名扬天下。
到杭州担任通判期间，不同于现在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当地遍布盐碱地，饮水都是困难。
他亲自带领众人在西湖边实地勘察，重新疏通“钱塘六井”，杭州百姓无不为苏通判叫好。
漫步在景色迷人的西湖之畔，品着西湖龙井，喝着甘甜的井水酿造的美酒，苏轼心情大好，诗兴大发，写下那首千古传诵的《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079年，苏轼从徐州调任湖州，谁想到做湖州长官仅两个月，天降横祸。
从朝廷命官一举跌落到御史台大牢，还受尽了侮辱，被严刑拷问，经常连夜提审，苦不堪言。
在此期间，苏轼写下两首绝命诗：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这便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案发以后，弟弟苏辙在兄入狱期间，连连上表皇帝，欲解除在身之官以赎兄罪。
当时已退休在家的大臣张方平痛心不已，写了一封亲笔信，派儿子张恕连夜进京营救。
甚至往日的对手王安石，上书皇帝，为苏轼说情。
被关了一百三十多天后，苏轼释放出狱。
死里逃生后，带着朝廷和文坛泼的一身脏水，带着从高处摔落的理想，带着一大家子20多口人，苏轼来到黄州。
从此，黄州是苏轼生命的终点，黄州是苏东坡生命的起点。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初到黄州，苏轼便脱去了文人的长袍方巾，穿上农人的芒鞋短褂。
筑水坝，建鱼池，请教老农、喂养牲口……
并在城东半坡上的一片地，建了一座“东坡雪堂”，化身“东坡居士”。
来拜访的朋友更是络绎不绝，道士杨世昌、同乡巢谷、诗僧参寥、画家米芾、琴师崔闲、开酒坊的潘丙、卖草药的郭遘……
苏轼就这样在黄州过起神仙般的小日子：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从此，前半生的苏轼，化茧成了苏东坡。
卢梭说：“在人的生活中最主要的就是劳动锻炼，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正常人的生活。”
回归田园，在劳动后，心情会变得愉悦。一天，苏轼与几个朋友相约出游，不料天降急雨，众人都纷纷跑着找地方躲雨，只有苏轼一人在雨中拄着竹棍淡定前行。
过后，苏轼写下一首《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流传千古的《定风波》就是这么来的。以至于后来离开黄州时，他的禅坐功夫已相当了得，“物我两忘，身心皆空”。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大雁在雪泥上踏过，会留下爪印。如同我们人生在世、留下的一点点印记。雪是会化掉的，泥也会干掉，就没有任何印记留下来了。
这四句话就像宿命一样，成为苏东坡一生的写照。
前半生，学苏轼，学习他的工作哲学，可得“欣然”；学习他的处世哲学，可得“超脱”；学习他的做事哲学，可得“负责”。
后半生，学苏东坡，学习他的生命哲学，可得“清欢”；学习他的生活哲学，可得“趣味”；学习他的艺术哲学，可得“境界”。
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学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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