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清醒的人越来越难了。
尽管你受过教育，自诩独立生活也独立思考，但只要你认真去回想，总会发现，自己曾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被挟裹在某种情绪里，成为某个群体中的一员。
比如在网上某个热点事件中，积极声援某一方，平时温文尔雅的你不惜和别人唇枪舌剑，甚至破口大骂，一定要要维护自己心中的“正确”；
或者成为某个品牌的粉丝，出新款必买，积极追捧，容不得别人说它半句不好，自己一言一行也刻意向这个品牌鼓吹的靠拢；
又或者把某位大佬奉为偶像，当作职场明灯，把他的话都当作金科玉律？
甚至跟风买房、打鸡血的奋斗、办公室小圈子、职场站队……也许有的事情是你至今秉持的信念，但也有的事情，如今回头再看，会奇怪就这么一件事，当初怎么就会那么全情投入呢？
也许《狂热分子》这本书，能让你得到答案。
《狂热分子》作者埃里克·霍弗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干了一辈子码头搬运的工人；另一个则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科学高级研究员，出版的作品被视作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其处女作《狂热分子》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畅销全球，迄今已有60多年，连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都曾公开引用他的理论。
那这本书到底讲什么呢？
在《狂热分子》简体中文版推出的时候，后面还跟着一个很吓人的副标题——群众运动圣经。也就是说，它讲的，是历史上各种群众运动中的共性。
乍一看，和前面所说的事风马牛不相及。但本质上，是一样的，所有的运动或者风潮，都是人的心理缺失，不自觉地聚集或者被挑逗和利用，然后演化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大，则是宗教运动、政治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小，就是生活中的小事。
作者霍弗在码头干了一辈子，接触过群众运动的基础——最大量的，最底层的民众。不管是哪种群众运动，这些人都是最根本的力量。在这里，高层次的精神讲究没有了，生存以外的追求缥缈不可及，贫穷与绝望让人性变得赤裸，成为最好的观察标本，奠定了霍弗思考的基础。
加上霍弗所生活的年代，20世纪上半叶，本身也是政治格局瞬息万变，群众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俄国的共产革命、德国的纳粹运动、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以及亚非拉的民族独立运动，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案例，让他可以不断验证和完善自己的理论。
霍弗发现，这些运动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生活中缺乏支点的人，希望逃离失意的现实与失败的自己，去寻找一个新的寄托。在这里，他们可以忘掉现实的糟糕，推卸掉失败的责任，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和优越感，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救赎。
越投入，获取的精神满足就越大，何况运动的操控者还有一整套的方法，来巩固和加强这种热情。书中，霍弗详细总结了激发狂热分子热情的种种方法。
比如仇恨。
仇恨是最强的凝固剂，其效用远远胜过爱。爱会排他，会嫉妒，会患得患失，仇恨却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像俗话说的，两人关系最好的时候，就是他们一起说第三个人坏话的时候。
因为人始终是群体动物，需要社交与认同。生活中的失败者所缺少的，往往就是这个。而仇恨，让他们找到了同盟，找到了伙伴，找到了同声同气的人——这就是认可，是对他们人生的肯定，简直弥足珍贵。
再比如戏剧元素。
生活中的仪式感如此重要，让我们以为自己不再是自己，而是代入的某个角色，从而忘记了危险与困难。那种表演的感觉，会让人以为自己失败的人生变得有了观众，自己成了焦点，从而愿意为了别人的期待和眼光，更卖力地演出。
而诸如游行、典礼之类的种种群体仪式，更容易引起心灵的共鸣，哪怕最冷静的人，也会被群众的情绪带动，一起哀伤和兴奋。
还有很多的操控手段，比如贬低现在、比如构建虚无缥缈的希望、比如设定不被理解的教义和纲领……每一样，都是在利用人性中的弱点，挑动乌合之众们的情绪，从而引领这股力量去达成自己的目标。
这是贬义的吗？也许并不。因为在群众运动中的人，那些狂热分子，也许比其他人要幸福得多。
他们放弃了自我，成为群众的一员，身影隐没在了人海之中。相应地，他也不用独立思考，不用自己决断，也不必再为人生的成败得失负责人。
比起以前，他有了更多的伙伴，有了心灵的归属，有了可供追寻的目标，有了热情宣泄之地，有了掩饰罪疚的方法。
这样的人生是轻盈的，愉悦的，甚至幸福的。
代价呢？只要你肯放弃自我就好。
这句话是不是很眼熟？从来，魔鬼的交易都是如此，巨大的回报，只需要你交出灵魂，而已。
如若不肯呢？
在《狂热分子》的最后一章，作者霍弗把群众运动中的人分成了三种，行动人、狂热者和言辞人。
清醒的言辞人，就是一开始不肯交易灵魂的人。他们大多是一些知识分子，冷静理智，总是用批判的目光审视现实，比如鲁迅。
然而这种清醒，带来的往往是痛苦，言辞人在群众运动中的地位，是尴尬的。
他们珍视自己的个性，推崇独立思考，而群众运动要求泯灭每一个自我。这一点矛盾不可调和，言辞人永远与群众运动格格不入，无法同声同气，也就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己人。即使他狂热或者伪装狂热，也永远无法像一个真正的狂热分子一样。
狂热分子对他们可能是尊敬的，可能是疏远的，也可能是敌视的，甚至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痛恨，一有机会，就会踩上去。因为他们深知言辞人与自己的不同，要消解这种自卑，只能用极端的手段，用运动的正确来确认言辞人的错误，以及曾经差距的不合理。
其次，他清醒，却没有人需要这份清醒。群众固然是不需要另一个声音的，除非他能导演出另一场运动；而领导者，也不会喜欢有另外的声音，他只希望你贡献他需要的才智。一个能看透运动本质，知道表面与本质不同的人，对领导者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尽管这本书出版首次出版在于1951年，但十多年后的浩劫，原因之一，就是要消灭知识分子们的不满。
最后，他永远无法以一个言辞人的身份品尝胜利的果实。作者霍弗认为，言辞人一生中都有一个阶段，在位者只需要表现出谦恭和怀柔的就能争取到他们。然而，很多言辞人没有在恰当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机会。
偶尔有一部分幸运的言辞人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如果对方是在位者，他们就会沦为唱颂歌的鹦鹉，不再是一个言辞人了。如果对方是运动的领袖，他们言辞人逃不过被利用的命运，就像哲学被宗教利用过，却因为怀疑一切的精神终究要和无条件的信仰分道扬镳一样。
所以言辞人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和解脱，作者说，他们是悲哀的。
同样，在生活中，如果我们始终清醒，又无力或者不愿去操控大众的情绪，那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格格不入，甚至略带敌意的社会。
你会怎么做，选择清醒，然后痛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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