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发江叔

　　■苏伟钿

　　父亲与发江叔坐在客厅喝茶，阳台打来缕缕光曦，落在地板上，晃成大小光圈，兜兜转转。窗外，过往汽车的喇叭声“突突突”时隐时现，打断了父亲与发江叔交谈的话音。

　　那时，还没有改革开放，商品房还没横空出世，福利分房就是各单位建职工宿舍，家家户户对房子企盼，就寄托在看谁家能在单位分到房。现在还不是分房的时期，父亲在跟发江叔嘀嘀咕咕说啥呢？

　　发江叔身子骨瘦瘦的，眼睛小而明亮，鼻子高耸，薄嘴唇，说起话来幽默生动，我们全家人都喜欢跟他说话。特别是父亲性情急躁，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像鞭炮一样，一点就燃，但只要发江叔在身边，几句不咸不甜的开解，他不是不开口，就是转怒为笑。

　　这是记忆中，家住车站宿舍生活的一幕。

　　绕了半天，发江叔是来与父亲商量借我家房子结婚的。

　　那时，我们家姐妹五个，父母，加上外婆，住着两房一厅，还有个小阁楼。挤一挤，父亲还是能硬挤出一间房借给发江叔住的。

　　那时，我还是小孩，懂不了那么多。只想到，以后的日子发江叔能住我家，说说笑笑，家里人就不必害怕总要发脾气的父亲了。

　　后来，从我看到的生活片段和母亲的叙述中，才拼凑完整发江叔的故事。

　　不知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半工半农”这个词，或者叫征地工。他们因为家乡的土地被国企征用，而换来工人的身份。说到底，是离开了土地和耕作的农民，来到工厂开始学着干工人的活。再后来，又有“以工代干”一词，当时的党政机关也有着部分“以工代干”“事业编制”的人，不像现在，公务员公务员那么纯正地叫，当然，机关队伍还是有事业编的人在干活。

　　身份是一个奇怪的东西，看不见，却始终萦绕其身。厂里的女工是正式工，找一个“亦工亦农”对象，好像就是下嫁了，因为她婆家还是乡下人。一个“亦工亦农”身份的青年，只要他没找到干部指标转正，就算活干得再好，模样长得再周正，也敌不过一个相貌能力都平平的正式工或干部编制。人的价值，叫身份压住了一半，我那时对这个称谓一直弄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是半个工人半个农民呢？

　　扯远了。

　　发江叔应该是从农村进城市到大三线炼钢铁再被招学徒进了车站当工人的。

　　他生在一个还算富裕的家庭，但母亲却把他给了人家。就因为听信了算命先生的话，说这孩子命里的八字硬，得卖断给人家当儿子。卖到这一家，养父母的经济状况反而一般般，加上自家接续也生了几个孩子，顾了小的顾不了大的，发江叔小小年纪就过着半饱半饿的半漂流生活，度过了艰难的童年，往后谁家给过他温暖都会铭记在心：感恩。

　　十岁起，发江叔就挑起一对竹筐，里面装着糖果、纱线、纽扣、毛巾、牙刷等日用品，拿着拨浪鼓，穿街串巷当卖货郎。小小年纪，开始尝遍人间辛酸。

　　有一天，一老妇打开一扇门，轻声呼唤着发江叔，说要买个针针线线，挑三拣四，没个定数，倒是话里有话，总套着问发江叔是不是住哪村哪路？母亲是怎样的性格、体态？家里谁、谁、谁？一天、两天，一次、两次，说着聊着，还会拿出一个面包半个地瓜给小发江吃。

　　聪明机灵的发江叔回到家里，无意间跟养父说有这事，养父一听心里自然明白，就吓唬小发江，那地方不能去卖东西，总有人贩子出入，说不定就会被卖去“客顶”（好远的梅县山区）。

　　听从了养父的话，发江叔换了个地方做小买卖。这时，又出现一个妇人跟前跟后说这说那。最后把事情挑明了，说，先前那老妇人就是发江叔的生母。而挑明这件事的是发江叔的姑。事实面前，养父母也只好说明缘由。

　　我不知道父亲与发江叔是何时认识的，又是怎样成为忘年交的？听母亲说，发江叔头脑机灵，又能吃苦耐劳，进车站当学徒工，先学汽车修理8年，再学开上汽车。父亲一开始在业务股工作，管了司机也管服务员。自然喜欢这机灵的年轻人。后来去当工会主席，组织青年艺术团——潮剧六团，学排戏，唱潮剧，发江叔等一帮小年轻成为文青，也就是在年轻人活跃的业余生活中恋上了璇姐。

　　璇姐年轻、漂亮，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平常不爱开玩笑，俨然一冷美人，只有见到发江叔才会莞尔一笑。准丈母娘很疼爱这个未过门女婿。但女婿穷得一瓦房都没有，而生母、养母又都争着要将媳妇娶进自家门。这时候，发江叔来找父亲吐苦水，并大胆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父亲平常算是口才好的人，遇到发江叔却只能笑眯眯听他说。发江叔说话既口若悬河，又智慧表达。他真情的倾诉诚恳的态度让我母亲最先动情。热心助人是母亲的秉性，平常在家说不上头句话的母亲，这次竟大胆答应下来，父亲也没意见，或许他没有想到母亲会如此爽快，倒叫他自己不知说什么好。

　　发江叔大婚那一天，我们全家人像过节一样。凌晨一两点钟，看好时辰，头发光鲜穿戴整齐的发江叔悄悄拉着璇姐的手进新房。天亮后，听我母亲说，她是作为长辈给这对新人开的门。闹洞房的亲朋好友还没到，我们几个小孩已经欢天喜地在他新房里跑来跑去。

　　那时的新房，总是摆一个大红盘子，放着红灯糖和双喜饼干，一个红色的玻璃花瓶插着一束塑料花。我好奇地凑上前去摸一摸那个红花瓶和那束花，一转身，裙子一撩，只听见“哗啦”一声，花瓶打碎了！我的脸吓得煞白，璇姐那本来就不十分由衷的笑容顿时拉下脸来，我母亲听见声音，赶到新房门口，骂也不是打也不是，只能一个劲地赔不是，并用手指戳着我说：“你呀你呀，尽惹事。赶紧出来，叔叔阿姨要休息一会。”还是发江叔情商高，连连说，“没事没事，瓷开嘴大富贵，小孩家毛手毛脚不是故意的，别吓得她以后不敢来叔叔家了。”

　　而对于我，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来说，看人结婚，就像打开生活的一扇门，用纯净的天性去开启新奇世界的观察。

　　不知不觉，父亲老了，如此神速。如同我的长大，岁月如风，似乎不曾留下痕迹。

　　多年以后，我成了一个文字工作者，对身处的大千世界充满深情，并置身于内，感同身受，做了一些自认为有用的思考。

　　有一天，我回娘家。母亲兴奋如蝶地告诉我，你发江叔回国了。“回来了？是吗？”我也兴奋起来。

　　发江叔后来在单位分了房子，搬进出自己房子以后，生了一双儿女。后来，55岁退休的他与璇姐去了美国，投奔小舅爷并帮他打理餐馆。不会英语的发江叔以他的聪明，学会简单几句用语，每天开着小货车，四处奔忙送餐，渐渐扎下根来，也能在美国换口饭吃。多年以后，只是觉得也见了世面，留在国内的儿女年龄超过办理出国手续的界限，再说岁月不饶人，干脆叶落归根，回到家乡。所以，我们一直喜欢的发江叔又回来了，全家人都高兴。

　　父母亲年迈在家，儿女们工作回家，进进出出，遇到发江叔来坐，依然熟稔地叫“发江叔”，然后又没大没小地和他开起玩笑来。真是缘分，父亲身体日渐衰老，当年意气风发的父亲，变成生活要儿女照料，出入要有人搀扶，稍有不慎就会摔倒的老人。而向往着外面精彩世界的父亲，难免对儿女平常善意限制他的行为颇有微词，有时气咻咻嘟嘟喃喃讲给发江叔听。发江叔总是用一两个故事，一两句话，让父亲转怒为笑。从美国回来，阅历更丰富，故事更多元，加上幽默的表达，父母亲真是打心眼里喜欢发江叔来串门。

　　现在想来，晚年的父亲是孤独的，他孤独的心灵掩盖在强势的外表之内，加上日益羸弱的行动力，更容易动肝火，伤元气。父亲走了十几年，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偶尔想到当初我们意气用事的细节，总会后悔，总以为是为父亲安全着想，全然不顾他的感受。如今想想，着实心疼父亲，并由衷感谢发江叔陪父亲度过的愉快时光。

　　母亲晚年也身体不好，生命最后的一年大多卧床，虽然每天有保姆陪伴，但她总盼着儿女来，来看望她，和她聊天，陪她吃饭。保姆告诉我们，你母亲总喜欢半睡半躺着，迷迷糊糊，但只要是听到发江叔来，就顿时变成另外一个人，神志清醒，生命中最后满满的主意和打算向他和盘托出，比自己亲儿子还亲。

　　母亲撒手人寰，料理后事时，家里的琐事难事，兄弟姐妹几个商量，有事问发江叔，他是一个世事练达皆文章的人，只要他帮拿主意的，我们就听，肯定错不了。

　　送走了父母，大姐要远赴澳洲跟儿子全家一起生活。临走时，请发江叔喝早茶，姐妹几个来到茶餐厅，一见发江叔就像见到亲人一般。大姐一声“发江叔”然后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泪水哗哗直流。抑或是丧父母之痛深藏在心灵深处，走到亲切温情的发江叔面前，寻到了突破口。

　　母亲走了好些年，这些日子，我们姐妹几个总惦记着要请发江叔喝喝早茶，送一瓶好红酒。美国生活已养成了他一进家就想斟一小杯红酒品一品的习惯。电话里，他说：“好，约个地方，晨练后就去。有心啦，还记得你们的发江叔！”爽朗的笑声里挺有画面感哦。别来无恙哈，曾经跟我们借房的发江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