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第10小节
前面在第八节的末尾提到：1949年的夏天钱钟书夫妇得到了清华母校的聘请，去清华任教。
他们于1949年八月份去清华开始了在新中国的工作，钱钟书先生是主要指导研究生，杨绛女士则兼任教授（按照清华的旧规：夫妻不能在同校同当专任教授，所以杨绛女士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少的可怜，她自称为“散工，”后来清华废除了旧规，系主任请杨绛女士当专任教授，杨绛女士却只愿当“散工”。）
与此同时，钱瑗到清华后，打算在清华附中上学，可是她刚养好病，所以杨绛女士就让她休学，她自己来教钱瑗。而阿圆也会帮钱先生做些零星的事情，阿圆比较细心，容易发现一些她爸爸没有看到细事：她能够根据墨水的颜色判断准确同学之间的关系。
阿圆虽然不上学，但是她却不孤单，很多初中知识都学的很好，并于1951年考入贝满女中（当时称女十二中），开始她进城住校的生活。
钱先生进城工作，阿圆进城住校了，清华的家里就只剩杨女士一个人了，一家人只能周末相聚。
1950年，钱钟书夫妇到清华工作一年后，钱先先生调任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住在城里，周末回校，仍兼管研究生。对此，钱钟书先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自己自认为“无功无过”，但还是被人在背后扎了一刀，在后来的“文革”中被打罚。
自从钱先生去城里工作后，他一直嘱咐钱瑗照顾好杨绛女士，她也“不负重托”，把杨女士照顾的很好。
1951年冬天，三反运动开始，我们一家三口都乖乖地“洗了澡，且一次通过”。
1952年，院系调整后，钱钟书夫妇搬家了，从清华大学搬入新北大的中关园。
1954年年底，毛选翻译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钱钟书回所工作。
对于三反运动，杨绛女士如是说到：
〝三反”是旧知识分子第一次受到的改造运动，对我们是“触及灵魂的”。我们闭塞顽固，以为 “江山好政，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就连“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程度的变：有的是变不透，有的要变又变不过来，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儿不变。
我有一个明显的变，我从此不怕鬼了。不过我的变，一点不合规格。
三反五反运动，以及往后的文革，对于许多知识分子的打击都是致命的。
钱钟书夫妇以及钱瑗虽然平时为人谦逊低调，一心一意做学问，依旧免不了“被改造”。虽然他们三人被派往不同的地方接受“改造”，但是依旧是有盼头，因为心中牵挂着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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