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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决定领养妙妙的那一天我跟多多商量好了，妙妙是她要养的，那么铲屎官这个职位就非她莫属。在最初，她做的挺好，都记得每天要铲屎，后来就需要我每天提醒，再后来提醒也不管用。没办法看不过去的我就替她铲了，边铲还愤愤的唠叨，明明说好你负责铲屎的，怎么变成我的事了。有一次我正在铲屎时，她找我要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一生气说不给你零花钱了，你根本也没有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她跟我争辩说我也不是每次都不铲，我说那就月底算算你铲了多少天再给你钱吧，过后就觉得不对，零花钱又不是我雇她铲屎的钱，这不成了她拒绝给我铲屎，所以我不给她工钱了？果真我说了这样的话后这个月她更是变本加厉不铲屎了。于是我改了策略，先把每个月的30元的零花钱给她，然后每次如果她不想铲屎，可以雇我铲，1次1块钱，感觉变成了我每铲一次屎，我就能赚一块钱，然后我就不埋怨她不铲了，而且我还很开心赚到了钱（其实那钱本来就是我的）。由于我每次拿到钱都非常开心，然后多多给我钱也都觉得肉疼，她又慢慢的经常铲屎了。故事讲到这儿跟我们这本《助推》有什么关系呢？我就是受到《助推》的启发，用了一个“助推”小妙招，这里面能用行为经济学或者说心理学解释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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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策略改变前和改变后都是给她30元零花钱，之前我拒绝给她的零花钱对她来说那是即将拥有的，而后来我给了她零花钱之后再让她拿出来，这个钱对她来说是已经拥有的东西，很显然后者她更看重。这就是“禀赋效应”也可以叫做“损失厌恶”，也就是“损失带来的痛苦大于收益带来的欢乐”。对于多多来说，每次给我1块钱对她来说都是损失，这个损失比她铲一次屎给她1块钱带来的快乐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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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分析的是我女儿多多的心理变化，那么这其中我又发生了什么呢，我发觉对我来说这是个心理账户问题。前面已经说了，本来这个责任是多多的，如果我替她铲屎，我觉得我的劳动不值得，而当可以用来换1块钱的报酬时，铲屎这事好似就没有那么令人厌恶了，起初为了气多多，我拿钱的时候还装作非常雀跃，然后多多为此还一本正经的跟我说，“妈妈，注意形象！”。后来发现我干了活还能收钱，我是真的觉得雀跃了。但是铲屎这个事的价值也是不断变化的，比如有天太晚了，我说涨价了，十点以后铲一次两块钱了，多多说你不能随便涨价，我说我很累了，你可以不雇我啊，于是她就很无奈的自己铲了。又有一天我干脆说我很累，多少钱我都觉得不想铲了，于是她又很负责任的自己铲了。
OK，以上是我暂时当了一会理性的经济人而做的分析，而现实生活中我明明就是一个愚蠢的社会人，如果不是因为要分享，恐怕一个铲屎事件才不能让我化身理性经济人思考以上。可能这种思考方式很重要，但我想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突然的转变，《思考，快与慢》丹尼尔认为大脑的思考方式是有两套系统，分别是系统1、系统2，《错误的行为》里塞勒提出了一个隐喻，就是每个人的内心有两个自我，一个是具有前瞻性的“计划者”，一个是不顾一切的“行动者”。明显铲屎官事件中我最开始的决策就是由“无意识的系统1”或者说“活在当下的行动者”实施的，只是后来经过思考才调动了系统2或者说“计划者”才出手。我啰嗦这么多的意思是，铲屎是每天都要做的，我有各种方法都可以试，失败了也没关系，但是生活中可不是都像铲屎一样那么简单。“铲的再好的屎也不一定能做的好的生活选择”。而且看了那么多书之后我越来越觉得，很多时候决策全是情绪支配的，理性主要负责出事儿了以后解释。
买菜（铲屎）>买米面>汽车>房子>职业选择>配偶（养孩子）
好，再来看这个式子，这是根据人生做选择的频次由高到低依次排列。买菜（铲屎）每天一次或者每周两三次，米面可能几周一次，汽车、房子每家情况不同肯定次数也是掰着手指头能数过来的，而职业选择的机会更少，配偶（孩子）对大多数人来说恐怕最多一生最多结婚一两次，孩子也就一两个吧！
所以说我们练习的机会、纠错的机会是依照上述频次降低的，所以其实决策的质量也会逐渐下降。
这里的原因如果非常简单粗暴地概括一下就是这个世界其实是混沌的、离散的、多维的，而我们的大脑更适合处理线性的、有序的、因果的问题，所以我们经常试图把开放、混沌、多维因果的世界，粗暴地简化成线性、有序、单维因果的。前面说了，人生做选择频次高的事情我们是更容易通过反复的练习来保证决策质量的，大脑思维的系统1和系统2的协作处理也是可以通过反复的练习，让更理性的系统2来参与纠错系统1的错误的，我们能够通过不断地自省来改善。芒格有句话大概意思就是，与其期望自己偶尔能做卓越的判断，还不如管住自己大部分时间不犯傻。所以身为愚蠢的社会人，我的修炼方向就是尽量不犯愚蠢的错误，其实这就挺难的了。
那么对于那些重要的决策，或者我们没有更多次数来纠错的选择怎么办呢，这时候我要请大家喝点鸡汤了，我想说一切都取决于你怎么想，这时我想到了我们去年读书会共读的最后一本书《走进魔法店》，心想事成的能力是可以靠改变思维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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