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林
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应视为历史的弃物，只有被救赎的人才能保有一个完整的，可以援引的过去。其实，不仅是发生过的事情自有其历史意义，曾在历史上划下痕迹的普通人，也可以构成一部自洽自足的“编年史”。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鲁西奇撰写的《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就验证了这一点。
如果没有1975年11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喜》是无法问世的。喜，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的主人，生在秦始皇时代，比秦始皇嬴政大三岁，死于始皇帝完成统一中国大业之后四年，比秦始皇早死七年。他和秦始皇是同代人，从人到民，继而成为楚国故地的基层小吏。
然而，秦简出土已近四十年，直到今天，才由鲁西奇讲述“喜”这个人物的故事，可见关键并不在于对秦简的解读，而是视角的切换。在史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如何再现秦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吏的生活，这是巨大的挑战。换句话说，曾在秦朝留下痕迹的小吏——喜，今天终于有机会“露脸”了。
鲁西奇为喜的撰写“编年史”，无论从哪一个意义上来说都是极有价值的尝试。不过，《喜》一度曾因引用材料出现与事实不符，以及时间跨度的差异等“硬伤”引起激烈争议。有一位名叫“司马少”的读者，写了3万多字的文章，认为《喜》表面上看起来考证详细，实际只是在毫无必要地堆砌资料，且硬伤频出。
然而在我看来，虽然《喜》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引用的部分材料甚至在学术上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是，《喜》是第一次复原了秦朝喜这样的小吏的完整人生图景。对于理解当时一个小吏的生存环境，这可以说鲁西奇已做了最大限度的挖掘，可见作者对普通人所抱有的温情。
正是有了“喜”这个人物的人生记录，才让我们有机会窥见那个距离我们两千多年前的秦朝时代。喜当然曾经真实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正如我们每一个人都真实地生活在自己所处时代一样。喜就像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样，确实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没有普通人的历史将是不完整的、不真实的。普通人对文明和历史走到今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实际又是被忽略的。
鲁西奇在《喜》一书中写道：“在这个意义上，公元前三世纪下半叶的世界，不是秦始皇一个人的世界，而是无数人的世界。那个走向统一的中国历史进程，也只是历史进程的一个部分而已。既然有成千上万的人，那就有成千上万的世界。要将历史的‘世界’‘还原’为无数的人的世界，而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些人的世界。”
作者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纵使是那些左右时局的帝王将相或者叱咤一时的英雄豪杰，终究隐入历史的尘烟，幻灭为刹那的光彩，更何况是一个普通的秦吏呢？秦朝时中国人口约为二千五百万人，可是留下名字的有几个？我们只有平等看待过去的人、去描述过去的人，才有可能平等看待我们自己身边的人，以及要求别人平等地看我们。
当然，鲁西奇并不是第一个涉足微观史写作的历史学家。之前，历史学家王笛撰写的《碌碌有为：微观历史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罗新撰写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王明珂撰写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等非虚构著作，均倡导一种着眼于普通人生活的史观，致力于打捞“历史的微声”。
王笛说他之所以涉足微观史研究与写作，是受到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茨堡的影响。金茨堡撰写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观》，被称作是微观史最早和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作者致力于研究普通人，它让我们看到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并以此解读当时社会、宗教和文化。王笛认为，让没有声音的普通人发声，就是对他们的最大善意。
但是，作为读者来说，什么是微观史许多人并不是很清楚，毕竟这是一个新的历史书写形式，特别是在我们已习惯于历史写作要有重大意义和宏大叙事的情况下，对这种研究普通人的历史，还有许多不习惯和不理解。这就对历史学家们赋予了新的使命，在历史研究和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应致力在历史中发现普通人，为普通人撰写“编年史”。
想象我自己站在两千多年前一个小吏——喜的位置上，凭借他的眼睛去看他所处的世界，并描述那个世界的图像，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认为，无论如何，从微观史的角度来讲，我们认识到，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是不可缺少的。虽然我们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我们不渴望做惊天动地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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