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见了好几篇有关《追风筝的人》的书评。这让我不由想起了卡尔德胡赛尼的另一部著作——《灿烂千阳》。
还记得去年夏天，第一次读到《灿烂千阳》时，我破天荒地为一本小说流了泪。
之后的整个暑假，我至少将《灿烂千阳》翻来覆去地看了十几遍，书中的每个细节都被无限放大，就连阿富汗这个危险的国度都让我心驰神往。
与《追风筝的人》一样，《灿烂千阳》同样关乎阿富汗二十多年的战乱，关乎亲情，关乎背叛，关乎爱。但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身处绝望与艰辛，苦苦挣扎的女性。
可以说，如果不是《灿烂千阳》中悲惨的阿富汗女人，我不会像今天一样对性别问题如此敏感。另一个国度里不可思议的禁锢与束缚，让人不由得重新审视起身边习以为常的一切。
小说中的玛丽雅姆是个典型的阿富汗女人。出生在保守的中东国家，又无缘开明西化的上层家庭，这对一个女孩而言本就是莫大的不幸，可命运却并没有就此放过她——玛丽雅姆是个“哈米拉”，一个不被法律承认的私生子。
玛丽雅姆的母亲娜娜是个地位低下的女佣，却与自己的雇主，赫拉特最富裕的商人扎里勒私通，怀上了女儿。东窗事发后，扎里勒的三个妻子将她赶出了家门。扎里勒为了息事宁人，也为了弥补内心的愧疚，亲手在赫拉特郊外给娜娜造了栋泥屋，定期为她们母女提供补助。
从小到大，玛丽雅姆一直生活在母亲深重的埋怨与戾气之中。娜娜咒骂女儿是个哈米拉，处处对玛丽雅姆控诉着扎里勒的薄情，甚至顽固地拒绝了女儿上学的要求。可对玛丽雅姆而言，父亲扎里勒却是她最喜爱的人。每周四，扎里勒总会带着礼物，微笑和亲昵来探望她，向她描述泥屋之外的世界，陪她说话，教她钓鱼。任凭娜娜冷嘲热讽，玛丽雅姆追随父亲而去的心情依旧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天天膨胀。她渴望住进父亲家的大房子，渴望与父亲日日相伴，渴望与父亲的婚生子女平起平坐。15岁那年，玛丽雅姆不顾母亲的反对和要挟，独自前往父亲赫拉特市的家中，却吃了闭门羹。后来，不堪忍受女儿的出走，娜娜上吊自杀，玛丽雅姆这才住进了父亲的房子，却又因为扎里勒妻子的嫌弃，被匆忙许配给了中年鞋拉希德。随后，玛丽雅姆跟随着新婚丈夫，辗转来到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那是1974年，第二次女权运动在欧美各国风起云涌。（好吧，1974年是我根据玛丽雅姆的出生年份和她的结婚年龄推算的）那一年，美国诞生了首位民选女州长，信用卡解除了对女性的使用限制。一年后，英国颁布了平等就业法案，撒切尔夫人成为第一个当选保守党领袖的女人；联合国更是将1975年定为国际妇女年。
新时代的春风同样吹到了阿富汗，可一切改变，不过关乎喀布尔富人区里的新女性。拉希德是个守旧的丈夫，他仍然要求玛丽雅姆裹上布卡，不得独自出门，不能与其他男人见面。他对那些开明的男男女女不置可否，将妻子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玛丽雅姆多次流产之后，拉希德更是对她心生嫌恶，非打即骂。
4年后，阿富汗当局辞退苏联专家，激怒了克里姆林宫。国内的亲苏派发动军事政变，与伊斯兰政府分庭抗礼。战火在喀布尔之外的土地上熊熊燃起，伴随着苏联军队的入侵，硝烟弥漫。
莱拉出生在政变发生的夜晚。她与玛丽雅姆居住在同一个街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莱拉的父亲毕业于喀布尔大学，曾经当过教师，是个见多识广，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他对莱拉的教育极其重视，从小向女儿灌输着接受教育的意义。他鼓励莱拉成为自己想要的人，相信战争结束后的阿富汗会是个男女更为平等的世界。莱拉与邻居塔里克青梅竹马，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两人更是暗生情愫。
只是，绵绵战火无绝期。1991年12月，伴随着东欧巨变，苏联正式解体。苏联撤军后，阿富汗陷入了各大派系的交战中。原本与喀布尔绝缘的战火在这座城市蔓延着，越来越多的阿富汗人背井离乡，前往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美国。
塔里克也要走了。此时，他已是莱拉的情人，两人在街坊邻居的议论之中品尝着初恋的滋味。临行前，也许是一腔眷恋太过浓重，14岁的莱拉在家中的地毯上与塔里克偷尝了禁果。
几天后，莱拉一家终于决定离开阿富汗。此前，因为两个儿子战死在苏军的炮火下，莱拉的母亲为了等待战争结束，始终不愿离开故乡。可就在新生活即将开启时，意外发生了——莱拉的父母被从天而降的炮弹炸死，她自己身受重伤，不省人事。
几周后，莱拉逐渐恢复了健康，发现自己身处拉希德家中。拉希德收留了莱拉，却以此要求莱拉嫁给自己。莱拉原已打算前往巴基斯坦的难民营，却发现自己意外怀上了塔里克的孩子。为了孩子的安全与归宿，她最终选择了留下。
起初，玛丽雅姆对从天而降的莱拉充满了敌意。她先视莱拉为空气，又为了琐事与莱拉大打出手。直到有一天，当拉希德想要殴打玛丽雅时，莱拉出面阻止了他。玛丽雅姆从此对莱拉产生了好感，两人逐渐相濡以沫，情同母女。
之后的几年中，莱拉与玛丽雅姆曾试图逃跑，却又因为没有男性亲属陪同，被政府当局遣返。此后，拉希德对莱拉和玛丽雅姆更加厌恶，两人常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下。家门外，军阀间的混战仍在继续，流弹依然一次次地杀害无辜民众。
1997年，一群名叫塔利班的年轻人占领了喀布尔，终于给人们带来了久违的和平。可是谁也不曾想到，这些留着大胡子的男人是群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剥夺了女人的一切权利，不让女人上学受教育，禁止女人工作，要求女人必须穿上布卡，不得独自离开家门。（其实塔利班干过的奇葩事远远不止这些，这里就挑和女权有关的几点讲了）。那一年，美国女性已经拥有了全国51% 的公司，奥尔布莱特已经当选国务卿，大多数女性都在享受着第二次女权运动的红利。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初见光明的阿富汗女人却瞬间跌入了地狱。
莱拉对塔利班的要求十分不满，她不愿相信残酷的现实，认为塔利班无法让一半的人口失去自由。此前，苏联入侵阿富汗，挑起了战争，也一并带来了男女平等的思潮。苏联人为阿富汗妇女开设扫盲班，让女人走出家门，接受教育，和男人一起工作。苏联撤军时，喀布尔70%的教师，50%的公务员和40%的医生都是女性。这一切在大城市喀布尔不是怪事，却遭到了南部守旧人士的强烈反对。苏联人离开后，国内的保守势力迅速反弹，原本生活光鲜的职业女性瞬间失去了工作，尊严和自由，甚至因为没穿布卡，被塔利班狠狠鞭挞，从前的平等自由仿佛成了上辈子的回忆。可拉希德却对莱拉的想法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塔利班的做法天经地义。
噩梦仍在延续。21世纪来临了，阿富汗却陷入了多年难遇的大旱，人民的生活水平急转直下。几年前，莱拉和拉希德又有了一个儿子，拉希德无法养活一家六口，只好将莱拉与塔里克的女儿送进了孤儿院。
此后，莱拉为了探望女儿费尽周折。拉希德不愿陪她去孤儿院，她只好冒着被塔利班毒打的危险偷偷出门。就在这时，塔里克前来探望莱拉，莱拉这才知道，当年拉希德为了让自己死心，特意派人编造了塔里克死于战火的故事。拉希德知道了塔里克的到来，与莱拉发生争执。莱拉将玻璃缸向拉希德砸去，却被拉希德掐住脖子压倒在地，命悬一线。玛丽雅姆不想看到莱拉惨死在面前，用一把锄头打死了拉希德。莱拉带着两个孩子与塔里克团聚，玛丽雅姆却因为暴力犯罪，被塔利班处以石刑。
小说中，两位女主角的深情厚谊令人唏嘘 ，而在她们的背后，是阿富汗女性的不可承受之殇——家暴，厌女和极端的父权统治。
事实上，阿富汗女性本没有如此不堪。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群阿富汗女人已经走出家门，接受高等教育，成为第一批职业女性。在《追风筝的人》中，男主角阿米尔的母亲曾在大学教授法尔西语文学，而他的岳母，在离开阿富汗前是一位中学教师。作者卡尔德胡赛尼本人的母亲也曾当过副校长。苏联入侵后，女性的自由更是伴随着职业范围的扩大迅速增长。
可是，这一切不过是少数人的游戏。在首都喀布尔之外，尤其是南部毗邻巴基斯坦的乡村，女人们依旧生活在旧道德的枷锁下，无缘上学工作，毫无婚姻自由，整日包裹在不透风的布卡之中。即便是在喀布尔，依然有无数玛丽雅姆一样的女人，早早嫁为人妇，终日围绕着锅碗瓢盆，在丈夫的控制与毒打下，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即使是像阿米尔（《追风筝的人》男一号）岳母这样自食其力的女人，也会迫于丈夫的淫威，放弃自己唱歌的爱好。（然而在那个年代的阿富汗，像阿米尔的岳父将军大人那样愿意让老婆在结婚以后继续工作，希望女儿学法律从政，没逼着老婆生儿子的男人已经算是最开明的一小撮人了；至于别的男人，自己脑补去吧，和他们相比煮肘算得上骨灰级好男人了）况且无论是阿米尔，还是他的妻子索拉雅，都曾身处阿富汗前1%的上层社会；他们生活中的权利和自由，普通民众根本望尘莫及。
在延续千百年的男权文化面前，现代社会的思潮太过渺小；纵然苏联军队送来了性别平等，喀布尔街头独立自主的女人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掠影，希望破灭之后，一线生机也随着解体的苏联消失殆尽。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了三架飞机撞向美国五角大楼，美军出兵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倒台。此时，赖斯已是美国第二位女国务卿，财富500强中的女CEO从无到有，崛起的新兴行业让女性头顶的玻璃天花板急剧碎裂。重压下的阿富汗女人也终于重获新生——她们重新被允许进入大学，再次获得工作，不必再担心塔利班的酷刑。可在更深蒂固的传统面前，在千疮百孔的家园之中，未来的每一步，对她们而言都满含艰辛。
当全世界女人挺起腰板时，又有多少本该趁着时代东风的阿富汗女性，在黑暗的世界里欲哭无泪；直到今天，她们的困境依然和全世界的玻璃天花板一样，从未消失。
我们不是莱拉，更不是玛丽雅姆，可我们也应当明白，当女性领导人依旧是万绿丛中一点红时，当男人依然像拉希德一样视女人为草芥时，这场属于莱拉和玛丽雅姆的抗争，其实不曾结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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