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国华
我离开故乡——丰城，二十年了。前十年在省城南昌，还偶尔一二个月回来一次，后十年去了云南的中缅边境，山高林密，云绕雾蒙，就很难回故乡。
2020年元旦期间，我回到了丰城，因为乡下的房屋破旧，也算无家可归，就住在县城的老城区。人是回来了，却完全不认识了丰城，仿佛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四处打量着老城的横街直巷，在新城，没有找到一点残留的地标，这里不是旧貌变新颜，而是拨地生长出了一座城市。几次走着，不认识回头的路，我真担心说着未改的乡音，去问路，会遭受白眼。好在，大家热心指点，免了我的尴尬。
云南丰城有二个小时的时差，我到了七点多钟才起床，想出去找碗稀饭喝。女儿说：我们开车去新城区吃猪血米粉。二十年前，老城的早点是稀饭馒头油条，一般的家庭还不轻易去街上吃早点。到了新城发现早点门店还很多，有一家卖猪血米粉的店里，挤满了人，我们去了五个人，占了一张茶几桌，等着米粉。我好奇地说：每天有这么多人等吗？旁边一个穿着时尚皮肤白晳的姑娘用普通话说：好美味就得等待。她既是说给我听的，也是说给她的同伴听的。姑娘的普通话夹杂着丰城话，并不标准。我惊奇有这一拨又一拨的人吃早点，更惊奇，街头角落里有丰城人讲普通话，而且讲的话很有哲理，耐人咀嚼。我的印象中，丰城人是不随便讲普通话的，记得民间有个潜规则，谁讲洋话谁卖祖宗。以前满街的人吃饭时讲着外地人听不懂的：罗卜叽、擦菜叽、酱羹叽。师傅教徒弟时说着：快没叽、灵活没叽。
晚上，我们去酒店吃饭，发现门庭若市，我脱口说了一句：现在丰城人请客也跑酒店里来了。旁边就有人说：你真是老外，现在老的少的都在酒店饭店点菜请客，做这一行的馆子店生意火得很。
丰水湖旁边的河湾村是我的出生地。我是因为河湾村的一位堂叔去世，才回来的。丧葬习俗也发生了变化，我的堂弟预约了殡仪馆的车，拉着父亲的遗体进行了火化。我帮着请了丰城汽车总站的客车，载着亲戚朋友驶入火葬场，送了堂叔最后一程路。遗体火化，这件事要是放在二十年前，恐怕是难于火箭上青天的难事。现在民智大启，国家强盛，建设秀美乡村，农村干部也遇上了好时代，当起来顺风顺水了。
送葬的酒席也由上门的乡村厨师承包，桌子上铺着显眼的一次性桌布，一次性纸杯及饭碗。不再需要村里的女人忙忙碌碌，去清涮杯盘和碗筷。
我在河湾村的几天，有多位乡贤请我吃饭。礼尚往来，我也准备在河湾村请客吃顿晚饭。当了几十年村干部的父亲，追在我身后，叮嘱说，现在河湾村家家有钱，家里请客的标准高得很，一定要买中华牌香烟。
我的一位表弟在福建泉州做生意，一位堂弟在丰城做房屋装修老板，他们天不亮就买好了菜，加上一位在昆明开宾馆的贤侄，三人在祠堂里伺弄了三大桌。菜肴的品种不多，盛菜的用具不是碗，不是盘，而是大大的瓷钵。我的一位小学老师找来了几十个陶瓷“牛眼杯”，还有老旧陶瓷饭碗。除了一次性筷子和桌布，全是老式餐具用品。准备好了这些，有人想起来没有煮饭，我堂弟跑回家拿来了一千多瓦的大电饭包，也带来了自己家里的大米，不一会儿，就叽哩咕噜煮熟了饭。
下午，我从老城丰邑中央坐公交车至丰水湖公园，手里提了一箱章贡老酒，每瓶68元，共计408元，这是表弟特意提醒的用酒品牌和数量。我想这个数量也差不多。上首二张八仙桌是喝酒的乡贤，下首一张八仙桌坐的是不喝酒的乡亲。酒过三巡，乡贤们不再浅斟低酌。二十年前，一个旧酒瓶卷个报纸塞，半天才喝半瓶酒的含蓄委婉，恍若前世。六瓶老酒下肚，大呼加酒，让我始料未及。我另一位做装修老板的堂弟，人脉较广，一个电话呼出，丰水湖旁的一家商店就送来了一箱章贡老酒，不仅速度快，而且价格只要350元，比城里超市低了58元。
二桌人喝了十二瓶酒， 我由衷点赞乡贤们的豪爽。丰城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也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故事说：北京有一人，卖了四合院，去美国做生意，十年过去了，赚了几千万回国，却买不起原来的四合院。人生就是这样转转折折，突然，我有一种回归的想法：回到丰城，回到丰水湖公园边，回到和合塔下的河湾村，经常和乡贤们徜徉在美如画的风景里，谈古论今，举杯畅饮，岂不快哉！
幸好，河湾村还有我的老父亲，还有我的老屋，还有我躬身耕种过的田园。乡亲们知道我要走了，亲口或发微信打电话再三对我说：常回家看看。有这么好，有这么多，心善情长的乡贤和乡亲，让我在冬天里倍感温暖。
我回了一趟丰城，发现了这么多，而且大的变化，特别是精神层面的变化。那个脑海中亲切熟悉，还有点灰暗的故乡不见了，永远不见了。细想一下，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进步。
我祝我的丰城，我的河湾村，我的乡贤和乡亲，还有我自己，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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