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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做农活,在生产队,由于地少人多,孩子们放假也不用去田间,哪怕拔草捡棉花摘花生等手边事也不需要去做。倘若在地头见到孩子,那肯定还会看到他的脚边有只大水壶,这是给父母送水喝的。我只有一回去保成圩挑回一担稻草,队里会计给我记了三分工,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在桑园场让我找到了集体干活的影子,我有些新鲜。还有一件新鲜事就是每天盼着骑绿色自行车,挎绿色邮包,穿绿色衣服的人过来,那白得刺眼的铃铛发出的声音也像是绿色的。我收到的邮件不多,但和别人信封也不一样,牛皮纸的,发信人地址是统一印刷的字体,有县广播站,偶尔也有安庆报,这使我觉得有面子,似乎与众不同。我和外面世界的接触是报纸,经常去场里的途中我会拐弯到大队会计家,借口是借报纸,往往有借无还。
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姑娘。
春蚕是在桑叶刚刚舒展时破壳而出的,这是养蚕姑娘最舒服的时候,每天只是象征性地採几把带露珠的嫩叶,回来摊开,晾衣架,然后切成碎片,撒在垫着报纸的蚕身上,一天的工作量就算完成了。这个时候她们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展示自己的美。也有大把的时间纳鞋底,织毛衣,顺便打打闹闹,说一些男人听不到的悄悄话,上下班的脚步轻盈而松弛。只有她和别人不一样,手里握的是卷着的杂志,看上去也是花花绿绿的。我不好意思去蚕室,这是在父亲的办公室里,透过窗户,看了几天后发现的秘密。
她确实是个很特别的姑娘,头发剪得快要紧贴头颅,却又露出半截白嫩的脖子,脸蛋儿甜甜的,鼻子和眼睛安放得恰到好处,没有丝毫偏差。喜欢穿纯白色的褂子,而且袖子卷到胳膊肘,一副吊儿郎当的小男孩模样。
有次见她一个人在路上行走,我终于忍不住开了口。喂,喂。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但我的喂喂声肯定能传到她的耳里,搅得她脑子嗡嗡响。她果然停下了脚步,转过身四处望望,眼光就纠缠到我的眼光。喊我?她用卷着的书指指自己的鼻子。你看路上还有别人吗?她笑了,没声音,笑也是甜甜的。喊我做么事啊?把书借给我看看可以吗?她点点头,就走到了窗前,书塞到我伸出去的手上。我来不及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就转身一阵风似的跑了,像是我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生怕被人发现一样。
翻翻手中的杂志,是《大众电影》。陈冲,刘晓庆,还有丛珊,点据了一页页版面。也有剧情介绍,还有我在杂志上看到过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改编的电影剧照。只不过这些都是快餐,与想象中的文字盛宴相比,心里多少感到有些失望。
下班时我将书还给她,问她有没有别的杂志。她说有啊,明天带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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