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是50后，从小我和我哥就与父母“矛盾重重”，比如我父亲，喝多了酒，就跟我哥俩一遍一遍的说，“政治决定经济，政治第一”。对于这一观点我不能认同，当我尝试用朴素的经济学观点去说服他时，发现说服他这种事儿根本做不到，争论个面红耳赤，还会被臭骂一顿。我父母有很多这样我不能认同的理论和想法，但是毕竟是父母，左耳听右耳冒，不顶撞就是了。
上初中的时候，我的班主任也是个50后，她有很多办法“管理”我们这些不听话的小孩儿。她有一把铁尺，颇有旧时私塾先生戒尺的味道，有些出头鸟被铁尺打的涕泪纵横，让我们初步知道了这铁尺的厉害。班主任让我们每人当一天“班长”，这班长只有一个工作就是用纸条记录上课说话的人和说话的次数。其实这也是无奈之举，小孩儿活泼好动，非班主任的课，班里就闹哄哄的，代课老师管不住，只能去跟班主任告状。于是班主任定下了规矩，谁说话被记录下来，说话一次十个钢尺打手板。头几天确有效果，每天到放学的时候就是秋后算账的时候，名单上的几个同学被点名出列，站成整齐的一排，挨个领赏。被打的人，对当天的班长有气却无奈——自己当班长的时候也是要写别人的。
对于班主任想出的这个主意，我从心里就反感之极，我觉得这是把我们都弄成了可耻的告密者。轮到我当班长这一天，我没干别的，我把我们班同学的名字包括我自己的，都记在了纸上。
我把写的密密麻麻的纸条交给班主任时，她看了一眼，就把纸撕了，直接让我们放学了。从此每日班长这事儿就没了。我们班是年级人数最多的班级，那年运动会，我们班却拿了倒数第一的名次。
我的初中班主任是位好老师，她是真心为我们好的，她把我们的学习放在了第一位，对每个学生都一视同仁，没放弃过任何人，即使她的家里遭遇了重大变故，依旧带着即将毕业的我们学习。只是，她的身上有着她成长的那个时代的印记。
我的领导是名六零后，六零上半。他也是我的研究生导师。我刚去的时候对他极度敬畏，他脾气很不好，对我们要求极度严格，稍有不慎就会被骂的狗血喷头。
我那时想，这是严师出高徒。
他是79年从农村考上的大学，学的专业跟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其实并不合适。毕业就分到了我们这个科研单位。那个时候名牌大学生并不多见，他又勤恳，虽然没有出过任何成绩，但是在当时他的领导眼里，这样勤奋的人是会大器晚成的。于是他被提拔了，在主任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三十年。
平心而论，我领导的工作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对这个行业了如指掌，但是在科研方面的专业素质简直不能再低了。我们总是被他安排一些莫名其妙的工作，干的莫名其妙之后又被他莫名其妙地骂上一顿。比如，他让我们自己动手做一个农村打土坯的家伙，用这个家伙去压一个方模，我们做的不好，他就骂我们做事儿像个农民工，然后上纲上线，中国人做事儿不认真等等（他在90年代末被派到国外学习了四年）。
评价科研工作的好坏，不是用工作量去评价，而是用成果去评价的。我跟着他干了四年，每次项目评审作报告他着重强调的就是我们的工作量，而实验结果总是会被专家诟病，感动了自己却感动不了别人。申请项目时，动辄说可以加班加点全年无休，技术上就含糊其辞地列举文献上说的一些片面的东西，还闹出过不少笑话。有一次在专家评审会上，专家问道，你们这个技术成熟度怎么就达到这么高了，你们做过吗？我的领导犹豫了一下，恬着脸说，俄罗斯那边已经做成了。专家又问，俄罗斯人做成了，不代表你能做成吧？随后我的领导说出了我长这么大听过的最大的大话，他们是人类我也是人类！专家听后抬腿就走。
我们的工作量确实是大，我的领导事无巨细地安排我们的工作，加班是家常便饭，这几年我们按照他的想法做出的东西够养活一个不大不小的废品站了，因为这些东西要么一次没用要么用了一次就宣告失败，然后他就大骂我们是废物。
我看过很多吐槽领导的文章，貌似我们领导这样的也不是少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更年期的老头子，算下来也差不多是六零后左右的人，他们那一代人，成长于动乱的年代，三观有些扭曲，上学也没有学到东西，即便是上过大学的也未必学到了真本事，因为那个时候德才兼备的老师都在动乱中被打倒，或疯或死，或多年不从事研究。
我们的这个领导也就是在我们这样的单位可以生存到现在，不过三十年没升官的也只有他一人，恐怕领导们也不都是傻子。
我看了季羡林老先生泣血所书的《牛棚杂忆》，感觉那个年代荒唐的事儿并没有因为那个年代的结束而彻底灭绝。
我父母的“政治第一”；我初中班主任的“告密式管理”；我领导的“术业不精，心浮气躁，加班至上”，无一不带有那个年代的鲜明色彩。
他们是幸福的一代：只要有些文凭就能吃穿不愁，跟我们现在简直天壤之别；他们也是不幸的一代：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成长成中国最奇怪的一代人，然而却不自知。
当他们行将就木时，不知道那个时代的余毒能否散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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