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的季节
有识之士都承认，近年来中国文坛发生较大变化，其中之一便是评奖的好转。以前每次大型评奖的结果出来，总有一些获奖作品受到质疑，或流出“跑奖”和“贿奖”的传言，甚至酿成网络事件。
近几年评奖活动比较公开透明：加强初评作品公示、评委会名单公布、回避制度和记名投票且实行网络公开等措施，有利于评奖的公平公正，有利于优秀作家脱颖而出，也有利于好作品进入公众视野。
但是，评奖毕竟是一种体制活动，获奖仍然有某种机运巧合的因素，许多优秀作品和杰出小说家并未进入获奖名单，也是常有的事。
余华没有一部作品获得过鲁奖、茅奖，但他仍是中国当代的一流小说家，就像托尔斯泰、鲁迅未获诺奖，并不影响他们成为世界级文豪。
余华没有获过鲁奖、茅奖，但他享有世界声誉
我们不得不承认，未有多大争议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的获奖短篇小说应该都是相当好的作品，获奖作家也是业界比较认可的优秀作家。
比如，朱辉的《七层宝塔》便是其中的代表。
发表《七层宝塔》的《钟山》杂志
今天，郝老师通过分析朱辉的这篇《七层宝塔》，试着探索一下当今小说获奖的某些因素。或者说，小说中哪些品质才能进入获奖名单，进而粗略观察当前评奖的某种趋势。
据郝老师初步观察，获奖小说至少应具备以下六个要素：
一、成熟。
成熟，是指作家常年坚持创作，质量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线上，较为均衡，不忽上忽下，没有大起大落。
成熟的小说家有一个特点，就是写起来不左顾右盼，不流连于个别词句的推敲、段落布局的斟酌，也不沾沾自喜于金句和警句的抓取，而是滔滔汩汩，一泻而下，行文顺畅，语气自然，毫无阻碍。
也就是说，成熟的小说家写东西不太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他专心致志于结撰故事，塑造人物，着眼于大局，胸怀于全盘。这样写出来的小说文气贯通，思路畅达。而遣词造句和布局谋篇等具体事项一开始就形成了。回头修改的时候，只是对个别词句、段落和结构做些微调，使得小说的风格更加一体化。
是的，成熟的标准就是风格化。
布封有句名言“风格即人”。这句话被许多学者望文生义，以为是文如其人的意思，其实布封是在讲作家的才识、胆量和创意都通过风格这个东西反映过来，风格就是作家的最本质的创造力的体现。
《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说：
“写作中最持久的是风格，而风格是作家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投资。他收益很慢，代理人会对此不屑，出版社会误解它，但渐渐地，那些素昧平生的读者会告诉你，一位风格成熟的作家，一定会得到回报。”（《谋杀的简约之道》P81-82）
雷蒙德·钱德勒
小说家的成熟即风格的成熟。风格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创作经验积累，经过长期训练所得。
朱辉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写小说，九十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直到新世纪的近二十年才写出来，尤其是从2008年之后的十年间，他专注于写短篇小说。风格终于固定下来了，写作也进入了成熟期。
粗粗一看，《七层宝塔》这篇小说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语言是老老实实的语言，晓畅明白，没有华丽词章；叙述是本本分分的自然叙述，起承转合，没有巧思精构。有人不服气说，这样的小说我能写一百篇。但是郝老师说，你错了，这样的小说你一篇也写不出来。
朱辉的小说确实没有突出的特别的令人惹眼的地方，但是他最惹眼的地方就是稳定和成熟，这是多少人一辈子都达不到的功力。
成熟是什么？就是没有短板，没有漏洞，一切都圆融，通达，而且上乘。你看这样的句子：
土路，衰草，野风，唐老爹走得有点气喘。宝音寺已经拆掉一半，僧人早就散了伙，不过塔还是老样子。唐老爹在塔底稍一迟疑，还是上去了。风很大，满塔的风。片刻后，他站在了七层，最高处。
这样的叙述就是成熟文本的样板。不做作，不刻意，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完全凭了文意，凭了下意识，自觉地贴入故事，贴入人物，贴入小说的核心，文随心走，笔在意先，任由文字流淌，自由发挥，遂成佳章。
二、准确。
首先是人物设置的准确。
《七层宝塔》写的是进城农民的不适应：生活方式、处世之道、思维理念等等。而主人公唐老爹的种种不适应便成为小说的中心，而在种种不适应的冲突中，唐老爹这个人物便“立了起来”。一是因为他的年龄，他是个老年人；二是他的环境，从村里的平房搬到楼房，“村子竖起来了”，唐老爹住不惯；三是他与二楼邻居阿虎对比，与阿虎的灵活相比，更显出唐老爹的不适应；四是他的论理，什么事情都讲究个章程，与城里人的“灵活性”难以适应。因此这篇小说在“人设”上没毛病，非常准确。
其次是叙述的准确。
这篇小说对矛盾冲突的叙述尤可称道。短篇小说写事件和冲突往往受篇幅限制，往往要向“虚”里写，但是这篇小说写情节和冲突则非常清晰和老练。叙述唐老爹的鸡被毒死、发现阿虎盗墓两个事件，尤为精准。
可贵的是，朱辉不写过程，直接写效果。
几颗落在院子树上的毒玉米，便暗示唐老爹家的鸡被毒死是楼上所为。而唐老爹无意间发现阿虎车里的一把“洛阳铲”，更是坐实了他盗墓的事实。但是唐老爹并不想惹事，而是忍住。他对外宣传自己的鸡死于“鸡瘟”，阿虎盗墓的事他也没有告发，这些都符合人物性格和事物发展规律。
盗墓用的洛阳铲
不过头，不僭越，让事件自然发生，让人物自己说话，这就是准确，也是一个成熟小说家的修养。
还有，就是朱辉的小说语言，非常纯熟和准确。
他说，小说语言是不能从作品中剥离开来看的。在达到“通顺”“流畅”也许还包括“准确”之后，语言只是小说的一个元素。他不喜欢炫耀性的语言表演，却有论者和同行称赞他语言考究。他对语言是下了功夫的，或许这种平白到让人忽略的腔调正是一种令读者直接进入小说核心的故意。（舒心《误读朱辉》）
评论家何平说朱辉的小说秉持着一种“精准现实主义”。在一次访谈中，朱辉道出了自己工科出身的优势：
我虽是被逼无奈才学的工科，但我学得还不错，这说明了在理性思维上，我可雕，非朽木。我学的是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比一般的建筑工程结构更为复杂。我学过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学等一系列课程，所有的建筑，都需要计算，哪怕是最简单的楼房，它的结构、钢筋排布和粗细，混凝土的标号和配比，都有苛刻的要求。再怪诞、艺术的建筑，我基本上也能判断它的内在的结构和受力情况。所以我曾说过小说要有“腰眼”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定向爆破，作为专业的“破坏者”，他们一定洞悉结构，他们要找的是最薄弱的环节，是建筑的“腰眼”。（朱辉：《人类的内心世界要比他的表情复杂好多倍》）
学工科的朱辉
《七层宝塔》的一个特点就是把故事和人物都放在了小说的“腰眼”上，严丝合缝，达到一种平衡之美；各处都发挥作用，没有一点浪费，没有一丝“赘肉”。这就是准确。
三、多义。
“精确”是说叙述的精确，语言的精确，保证了小说成为一个精致的结构和完整的文本。精确为小说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外观，但并不保证它会成为一篇优质的作品。
二十一世纪的小说不同于上个世纪的标准。要求应该更高，那就是作品里面除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之外，还应该有更多意蕴和多层含义包含其中。
伊塔洛·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写下他对新世纪小说的几种期盼，其中之一是“繁复”，郝老师的理解是“多义”。当然，繁复可能包含多义，不限于多义，但阅读原文，卡尔维诺的“繁复”意思主要是指小说文本的多重含义，他推崇博尔赫斯：
我爱他的作品是因为他每一篇作品都包含宇宙的一个模式或宇宙的一个属性（无限；不可数；永恒的或现在的或循环的时间）；因为他们都是只有几页篇幅的文本，有着示范性的简洁表达；因为他的故事往往有着通俗文学——一种由长期使用所证明的形式——某些体裁的外形，并创造了近乎神秘的结构。（《新千年文学备忘录》P119）
伊塔洛·卡尔维诺
现在对小说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技术上无可挑剔，风格上稳定成熟，在意蕴上更应该繁复多义。
《七层宝塔》表面看来是一个农民进城的故事，但仔细看这个文本，你会发现它至少有五层含义：
①与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不同，作品没有讽刺和批判城乡二元对立的体制，而是力图展示中国正在进行的“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
四十年前，同样是江苏作家高晓声《陈奂生上城》轰动文坛
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一种经济关系（毒死鸡和洛阳铲背后有许许多多现实利益的计较）。
③中国城市化道路带来的“新城市人”的观念变化和复杂矛盾，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唐老爹和阿虎的矛盾最终没有解决）。
④宗教力量在世俗社会中正在逐步瓦解（宝塔的倒掉是一个隐喻），或正在以另一种形式收买人心（宝音寺的塔铃声带给人的慰藉）。
⑤政治走向清明需要一个过程（阿虎与新社区管理者的不正常关系），经济自由化也需要一个过程（农民进城后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阿虎只好以盗墓为生）。
四、密实。
这几年的获奖小说无一不讲究生活质地和文本密实，这是郝老师的一个发现。
获奖的一般都是现实题材。历史题材或年代题材（革命史除外）有可能落选。即便是现实题材，也要以着力描摹时代主旋律和生活化浓郁的内容方可。
获奖小说大多是现实题材，现实主义是主流
在写法上，必须文本要密实。获奖作品要像纳鞋底那样叙述时代的变化和森严的生活。请看《七层宝塔》中的这一段关于唐老爹的描述：
他讲了一辈子道理。这句话一点不带虚的。前半辈子他讲道理过生活，年过半百后，他在村里辈分渐渐高了，再加上为人端方，断文识字，无形中生出些威望，常常要给别人讲讲道理。他们村唐姓是大族，村里但凡有个家长里短，邻里纠纷，都愿意找他说说，评评理。他评理讲的是公道良心，有时比法律还管用。他不是族长，倒常常胜似干部。村干部也尊重他，乐得有个帮手，私下里评价他说，唐老爹虽不懂法律，却懂得人伦民俗。这话传到唐老爹耳朵里，他哈哈一笑，心里说：唐宋元明清，从古走到今，不管你是大唐律大宋律还是大清律，讲的还不就是个天地伦理？他讲了一辈子理，搬进新村却形势不一样了。这房子一叠起来，风水似乎也变了。找他评理的少归少，也还有，但是大多是新问题，唐老爹断不清是非，说了也不管事。这不，眼下他自己就遇到了新问题。这几只鸡。就是个闹心的事。
七层宝塔
以上三百余字，几乎写了唐老爹的大半生，但又不觉的简要、概括，相反，全是描述和呈现，全是围绕着“鸡”事进行。
这就是小说家卓异的叙事能力，笔触密实，生活感极强。
前两篇文章提到的马金莲《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和弋舟《出警》，无不是密实写作的典范。在一万字左右的篇幅里，前者整篇小说就写了腌制酸菜的过程，后者却讲了一个老混混的一生，如果没有深刻的生活观察和密实的写实功力，前者可能写成一篇千字短文，后者则是一部长篇的规模。
获奖小说，往往都有密实的写作功底；不然，如何应付着纷纭复杂的中国现实呢。
五、痛点。
有些非常杰出的作家写了好多优秀小说，小说品质优良，风格独特，思想深沉，影响力很大，具备了所有获奖的潜质，但是，文学大奖始终与之无缘。是何缘故？
“沉住气，是金子总会发光；总有一天，大奖会来临。”这些劝人的话，你还是省省吧，别埋汰人了。不要劝那些有实力却与大奖无缘的作家，他心头肯定有一团火，你要劝她，说不定那团火就要向你燃烧。
但是，凡事总有理由。
如果说，你运气不佳，但总不能永远运气不佳；也可以抱怨，评委里面没有你的哥们，但不是每一届评委都是那几个人。
还是要从作品里面找原因吧。如果说有，郝老师认为，一个重要的衡文尺度则是：痛点，痛点，第三个还是痛点。你的作品要有痛点，要有人人关心但又无法解决的时代痛点，要有击中、戳中、炸到那个社会敏感部位的痛点。
朱辉的《七层宝塔》就是戳中了痛点。这一点在朱辉身上相当典型。
朱辉是一个从事文学创作三十年的老作家了，写过四部长篇，几十个中短篇，算是著作等身。朱辉也得过不少奖。江苏文学最高奖“紫金山文学奖”就得过五次，其他奖项也是不少，但是社会上对朱辉这个名字还是比较陌生。评论家黄发有为他鸣不平：
“朱辉的声名与其创作实力、艺术成就相比，显得不匹配。他是一个被低估和被遮蔽的作家。他之所以没有得到外界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我认为与其美学趣味密切相关。”
评论家黄发有为朱辉被低估鸣不平
什么叫美学趣味？说白了，就是你的兴趣，你的关注点，你写作的兴奋点在哪里。
朱辉以前的兴奋点在哪里？朱辉的研究者或朱辉的忠实读者都知道，朱辉的小说多数是描写都市男女，两性关系。
有一个记者采访朱辉的时候，曾用《我对“关系”最为着迷》，曾引起误会，认为这里的“关系”特指两性关系，朱辉曾出来辩解。但是纵观他写作的大部分小说，说他对两性关系最为痴迷并不为过。
都市男女和两性关系不是我们时代的痛点吗？
当然不是，与其说是时代痛点，不如说是时代“糟点”。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写这些东西没有错，应该写，但是关键是怎样写，如何呈现。写男女关系，就是那点事；你写出花来，也是那点事，而且越写越糟。
朱辉之前的作品呈现得很好，写得也不错，但是他没有戳中时代痛点，而是把精力放在了时代“糟”点上，没有选准题，把准脉。
《七层宝塔》完全不是都市男女和两性关系的主题，而是关于农民进城的故事。其实，写这个短篇也有某种偶然性，朱辉说：
这篇小说源于两年前的一次“深扎”，作家们参观了新农村建设的样板房。楼房很漂亮，与城市其他房子并无区别，也有很大的市民广场。“但是我注意到，广场上的居民有一些明显的特征，说白了就是农民的特征，穿着、谈吐、动作，他们还是农民。当时我心中一凛，觉得可以写个东西。”（朱辉：《我对“关系”最为着迷》）
也就是说，擅长写都市男女的朱辉，通过体验生活，找到时代的痛点，写了农民搬迁、住进楼房的故事，这其实是四十年前《陈奂生上城》的续篇，此篇一下就击中了时代的痛点——
城乡对立问题、城镇化之后失地农民问题、农民上楼再就业问题、新旧传统协调问题、文物保护问题、新移民的邻里关系问题……
写作要找到时代痛点、社会痛点，猛戳
短短的一篇小说，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巨大主题。何况写得如此之老练、精确、多义、绵密，焉有不获奖之理？
六、正面。
正面，就是从积极、建设性和温暖的一面去写作品，如今有个流行词，叫“正能量”，也是这个意思。这是小说获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不多说，大家心里都清楚。
但这里的“正面”，不是写表扬稿，不是吹捧新生活，而是艺术地再现社会生活中那些有积极价值、振奋功能、良好取向的作品。
有人说，鲁迅先生的作品没有“正面”。其实这是个理解问题。鲁迅写阿Q，其实就是正面迎击封建制度，期望人性的美好；他写祥林嫂的苦，其实是正面痛斥假道学和虚伪礼教，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你不能像祥林嫂那样逆来顺受，起来与吃人社会作斗争。
朱辉的《七层宝塔》也写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邻居），写了人性的黑暗面（毒死鸡），写了生活中的丑恶现象（盗墓）等等，但是他的作品是正面的，是带给人积极思考的。
小说一旦获奖，影响会成几何倍数地被立刻放大，需要经得起各方人士的认可。不仅要经得起技术上的推敲，而且在思想意识方面，不能有问题。让一篇思想有争议的小说获奖，那怕技术再上乘，会影响好多人，起码评委会要负责任。
所以，有些获奖作品在艺术上比较平庸一点，但是意识正确，紧跟时代，也是有的。
反过来说，多年之后，许多获奖作品如过眼云烟，明日黄花，少人问津，也是因为这一点。
因此，许多真正有作为的小说家不太注重获奖，一来他看得透，二来他烦得很。如今，大作家都看淡了评奖，这就是如今和今后评奖的一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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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庆军，1968年生于山东，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学者，现居北京。曾任《传记文学》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总编辑、《炎黄春秋》总编辑兼法定代表人，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专门从事研究与创作，兼任研究生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导师，教授创意写作学。出版学术专著《诗学与政治：鲁迅晚期杂文研究》《民国初年的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等。200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发表长篇小说《艺术家》《朱尔迅》和中短篇小说若干篇，出版小说集《我从海德堡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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