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保持什么关系——专业关系抑或是朋友关系？
案例：服务对象外出旅游，从外地带回礼品，特地来到社工点送给社工，还一再强调，是他的一片心意，不收下就是看不起他。作为社工的我是否该手下礼品呢？如果收，是否要还礼呢？如果不收，我该如何拒绝服务对象呢？
就这个问题我认为是表面上看似复杂其实可以简单化的。只要理清脉络，界定好关系即可。我们要设身处地的将自己放在真实情境中去考虑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和明确行为的双向互动，理清影响行为后果的因素到底有哪些。
第一是考虑所处的服务阶段，如接案阶段、建立关系阶段、评估阶段抑或是结案阶段等。
1.接案阶段：社会工作讲究实证主义，倡导人在情境中，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假想一下，在接案阶段案主有没有可能会给社工送礼品，从现实出发我们会给一个不熟悉的人送礼品吗？，当然不会，况且社工机构或社工不同于行政部门或行政人员即便是社工还没有做什么工作去帮助人家或打动人家，案主又怎么会送礼品给社工呢？
2.建立关系阶段：在建立关系阶段处在社会工作服务的关键期，是社会工作者同案主关系极不稳定的时期，案主即便是给社工送一些礼品更多的也是试探性或礼让性的表达，比如：初次探访案主家庭情况，案主请社工吃水果或给案主倒了一杯水，在中国我们不能轻易的界定为“伦理两难”，我们在讲求专业性的同时更要走下神坛，走进民间，如果你不接受案主的礼让那会显得案主招待不周，或你不懂礼貌，社会工作就是入乡随俗，随机应变，即便是西方的社会工作来到中国的山头也要唱中国的歌。同样我们到西方国家去也要用媳妇那个人呢的思维同当地人交流，否则一切谈话都是徒劳。所以此时的社工完全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一般来讲案主都不会太强求，如果非要接受可以向案主说明机构的要求和纪律，总之在这个阶段是可以平稳地度过所谓的“伦理两难”。
3.评估阶段以及接案阶段：在此阶段，甚至以后，社会工作者同案主已经建立了牢固的专业关系，甚至是专业关系和朋友关系并存的双向活动关系，即在工作中的专业关系，在生活中的朋友关系，此时的社工完全能够理清同案主的界限，可以灵活处理这类伦理两难问题，案例中提到礼品仅代表案主个人的一片心意，所以此时双方是在私领域中的互动，也从侧面说明社工同案主的关系，以及社工的确给予了案主很大帮助，从功利角度来讲，是案主自身的回馈，从专业角度来讲，也算是实现了“助人自助”。
第二是考虑案主的经济条件。我们都知道一个连温饱问题、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的人如何去谈及发展与享受。案例中提到礼品是案主旅游时带回来的，既然能够外出旅游，说明案主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太差，或是差到连饭都吃不起的地步，因为即便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农村，很多人也没有时间精力或经济条件去完成一次不大不小的旅游。另外，外出旅游带回来的小礼品大多应该是地方特产或纪念品，价格也不是太贵，更多的是纪念意义，也可以理解为象征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在专业关系稳固，多元化关系并行的阶段社工完全可以接受。不过社工在接受的同时一定要强调这种行为是在私领域中进行的，明确行为关系的界限。如果案主家庭条件特别优越，所馈赠的礼物十分贵重，那作为社工无论从哪个关系的角度考虑都不能随意接受，那如何做到既不接受贵重礼物的馈赠又不至于打击或伤害到案主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是向案主讲明机构的规章守则，以及接案时签订的服务协议，再次提醒案主双方的正式关系，委婉拒绝；
二是如果案主执意馈赠贵重礼品，可以馈赠替代，即选择案主的小物件或其他物品作为礼物；
三是馈赠转移，劝说案主致力于公益事业，回报社会，救济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达到转移案主馈赠目标，实现委婉拒绝案主贵重馈赠。
还有一个问题是接受案主礼物后还要不要回赠礼物？
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应该回赠的，社工帮助案主是责任所在，是出于道义，而案主馈赠社工礼物是在私领域，不能说社工帮助案主了就应该接受案主礼物，当然毫不客气的说，也不排除案主不送礼不安心的矛盾心理，在中国是很常见的，如到医院看病，不给医生送红包感觉不放心好像进了手术室就成为永远的诀别一样。在中国是人情社会，讲究礼尚往来，社工也应从私领域的个人角度回赠案主礼物，也以此来向案主阐明专业关系同朋友关系抑或是其他关系的界限。
我们都知道，社会工作是从西方引进来的舶来品，在我国不仅发展时间短暂而且经历曲折，中国的沃土有与众不同，中国是特色的、而又积淀传统的，需要境遇化和本土化，其中本土化并不影响发挥它的专业化，正如“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之所以“橘生淮北则为枳”是因为水土不服，气候、土壤的不适应，没有实现橘子的“本土化”，正如社会工作，即便是从西方引进到中国，在中国生根发芽，只要实现了本土化就不会影响到其专业化的发挥。我们总是讲人在情境中，我们思考问题也应该将问题放在现实的情境中去思考而不是放在理想的沙盘里去讨论，同样理论应在它所适应的范围内讲解，在超出它所适应的范围只能是探索或检验。西方的理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来到中国“水土不服”也在情理之中，我们不能用南方栽种水稻的方法去北方种麦子，不过我们到可以从种水稻中汲取经验，移植到小麦种植中去。就好像用中国传统文化思维去解释发生在西方国家的事例不太合适一样。
我并不认为社会工作是很难发展的，相反我认为社会工作在中国尤其是在未来的中国发展前景是可观的，目前、我们对知识和理论展开深入的探究和思考也没有什么过错，只是有些问题我们没必要“钻牛角尖式”的纠结，就好像一群村口大树下的老太太边择着菜边拉着家长里短，每天都喋喋不休的争论仿佛也没有什么结果，日子还是照常过。有些问题甚至是没有必要不停地讨论下去的，有这些功夫和精力还不如多做些实事，像本土化和专业化两个概念看似简单，当然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但却总是听到有人无数次的在探讨着。对此我很是不解，我认为人不是机器，教科书也不是圣人言，即便是老师也不能做到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情的做一件事，没必要在提供服务的时候非要精确到“飞秒”甚至更小。在社区打扫卫生，做一些看似无聊的活虽然简单，但生活不就如此吗，不是每个人非得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在平凡的世界里能把最普通、最平凡的事做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2019年3月19日星期二
写于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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