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6年到1958年，叙利亚先后更换了10位总统和22位总理，没有哪届政府能撑过两年。
每届政府鼓吹的治国方案，都是“大叙利亚”蓝图的变体。
但以叙利亚的经济之弱，内部矛盾之尖锐，哪一个方案都不可能真正成功。
库瓦特里总统晚年曾说：
“我管理的这个国家，有50%的人认为自己是民族领袖，25%的人认为自己是先知，还有10%的人觉得自己就是真主。只有15%是正常人。”
这个说法虽然略显夸张，却也形象地概括了叙利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好高骛远，把领土野心置于国家发展之上的心态。
而一股新势力——军人集团，就在这种乱象中崛起了。
军人政治，在“二战”后新独立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很常见。
不过，叙利亚的军人集团，却极富地方特色。
他们依然推崇“大叙利亚”的梦想，只是手段比较务实，希望先实现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再作长远打算。
在“二战”后的世界上，要发展经济，只有美苏两个模板。
叙利亚军人选择的是苏联。
1957年，叙利亚与苏联签订经济合作协议，开始大刀阔斧地实施土地国有化和工业化。
然而就在1958年，埃及总统纳赛尔突然提议：与叙利亚合并成一个国家。
站在叙利亚人的角度，埃及虽然不是“大叙利亚”的一部分，但在19世纪初，正是他们给叙利亚带来了最初的现代化，两国关系很近。
埃及总统纳赛尔，又是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这和叙利亚军人的短期目标是一致的。
他们开始畅想，能不能借埃及人的力量，实现光复“大叙利亚”的终极目标？
于是，由埃及和叙利亚结成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就在1958年诞生了。
但埃及人的算盘，显然和叙利亚人不大一样。
他们把叙利亚人当成跟班和附庸，对他们颐指气使。
忍无可忍的叙利亚军人在1961年，再度发动政变，赶走埃及官员，脱离了联合共和国。
而叙利亚的执政权，随后就落到了新生代军人集团——复兴党人手中。
复兴党人继续从“大叙利亚”的愿景出发，不计代价地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把国家财政弄得一团糟。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轻敌的叙利亚人不仅损失了整个空军，还丢掉了战略要地戈兰高地。
这一回，复兴党里的稳健派，自己都忍不下去了。
1970年，空军将领哈菲兹·阿萨德发动“纠正运动”，夺取了政权，随后出任总统。
叙利亚政治史，从此进入了阿萨德父子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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