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简介
本书主编许美德教授，是当今国际著名比较教育学家，也是国际上最负盛名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之一，曾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系教授、系主任，安大略教育研究院院长等职，现任香港教育学院院长，世界比较教育与国际教育学会理事长。
许美德教授是国际比较教育界的著名学者，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其治学以研究中国教育与文化为重心，长期以来一直积极向西方世界宣传中国教育文化的价值，并将研究、传播中国教育文化视为生命，是中加友好、中西友好的使者。她广交中国教育学界的知名学者，对中国尤其是中国的教育非常了解，足迹遍及中国各地，访问过中国200多所大学。
许美德教授成果颇丰，除大量英文著作和学术论文外，还以中文出版多部著作并发表多篇论文。其著作《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1996年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在教育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并于当年获美国《Choice》杂志杰出学术著作奖。国外学者认为，“Ruth Hayhoe就是财富：任何一个对现代中国比较教育和知识社会学感兴趣的人，都不能不读她的著作。”
潘乃容现为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学院教育理论和政策研究系的高级研究员。她曾领导并管理了两项与中国的师范大学之间的大规模教育和研究合作项目，这两项项目受到了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的资助。
二、本书内容介绍
本书来源于1992年在多伦多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东西方大学与文化”。在会上，来自中国、印度、阿拉伯等文明古国的学者和来自欧洲、北美的学者进行了学术对话，共同探讨了历史源远流长的古文明对科学和社会知识的贡献以及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影响。
本书的作者，无论来自东方或西方，都抱着互相尊重的态度，通过加深了解不同文明体系中的知识精华及其对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组建和贡献，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大家感到达成此共识有助于我们有意识，有目标地预示高等教育在21世纪对全球未来的作用。
本书共设5个主题，包含了29位学者撰写的25篇论文。从文化背景而论，29位作者中18位是东方人，11位可说是西方人。这11位西方人中有一位是加拿大土著印第安人。
全书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知识的挑战，第二部分是东方对科学知识的贡献，第三部分是跨文化知识：有关知识传播的问题，第四部分是本土知识和现代教育，第五部分是中国教育的影响：过去、现在和未来。
第一部分的5章从广义上阐明了从知识的创立，科学知识和社会知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范式，到经济落后地区和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和汲取知识的权利等中心问题。随着跨文化交流，传统以西方为统治的范式受到挑战，第三世界新的学术范式正在形成。有的作者认为大学能从专一体系的知识理论创造中解放出来，重视褒扬真实扎根的本土知识。有的作者提出人们自然设想少数民族学生进大学就应适应主流文化，而忽视主流文化如何吸取本土民族文化中的精神智慧以及双向交流从而丰富主流文化的需要。
第二部分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论述印度、阿拉伯和中国的三大东方文明对现代科学发展的贡献。毫无疑问，当今的科技发展使现代生活受益无穷，但人们多半视这些成就为西方的成功，而遗忘了东方文明对现代科技形成的综合奠基作用。纪树立教授在总结了西方科学的“二分释法”后着重向读者阐述了中国传统科学的要领和理念，尤其是中国科学中永恒的“天人合一”宇宙观的神圣内在一体性。他还提出文明对话的原理：每一种文化都有或曾有它自己特有的源于生活的科学形式，虽然大多数文化仍不发达。仅有少数文化发展成熟形成了完整的知识体系被称为“科学”，其中中国科学就是非西方科学中最突出的模式。还有的作者认为大学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是提供文化遗产和历史知识及评判视角，另一方面是对创新发明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运用提出评判和设想。他指出，假如教育能起到这种作用，它就可以促进继承和创造的协调，就可以让人类的能力得以最佳发挥而不致造成紊乱和环境恶化---这正是当今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第三部分的中心议题是跨文化知识及其传播。从冷战结束以来到90年代的全球化兴起，知识传播急剧加速，那种多元和多向化甚至可把最遥远的世界角落卷入到政治和经济中心的文化中去。国际比较高等教育宗师阿尔特巴赫指出虽然中国和印度两个“巨型边缘国”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但在国际科技知识体系中两国的学者还是处于外围圈。不敢过他预示两国如何发展优势达到世界水准从而对全球的知识体系做出积极的贡献。
第四部分的重点放在如何继承和发展现代教育之本—扎根母土的本土知识和传统。鲁洁在《试论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中认为不同学术文化之间的传播与交流是学术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要使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学术文化通过交流与传播而获得发展还必须经历一个与本国、本民族文化相互接触、交融而实现的本土化过程。没有这种本土化，也就不可能运用这种学术文化来解决每一个国家与民族所面临的不同的实际问题，从而也就必然使这种学术文化失去其生命力与活力。本土化不仅有它的必然性，同时还具有它的必要性。本土化也是走向世界学术之林的必由之路。
第五部分集中反映了中华文明的璀璨历史及其对世界贡献的潜力和展望，作者反思了我们多年来所从事的教育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实现这种展望。最后两章是对中国大学与西方学术关系的反思，也是全书理论观点的汇总。汪教授指出，20世纪20年代，中国进步教育家蔡元培等人开始建立鉴西方观念又基于中国传统的“通识教育”，使教育“中西合璧”从清政府的软弱统治之后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然而真正的教育改革是在80到90年代，随着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国大学开始建立自己特有的取之本民族和世界高等教育体制之长处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及课程设置。
本书最后一章是许美德教授撰写的。作者首先阐述了欧洲学术传统文化的起始和形成，引伸至德国，法国，苏联和美国四大学术文化轨迹的发展和沿革，同时论述中国现代大学从19世纪末的形成至今发展如何受到以上四国学术模式的影响。
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追溯这些不同文明的重大贡献，从而理解不同文明的精华是如何通过有意识地综合来孕育“地球村”的人类家园。这种孕育，犹太基督教视作“救赎现代社会”的过程，从儒家的观点看，是“成仁”的过程，从佛家角度看，是现代社会“和谐”的过程，不同的角度还会导致更多的阐释方法。
三、自己的心得和感触
读完了这本书，作为高等教育学的学生，让我受益匪浅，让我更清晰地了解到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中国教育和世界教育，和跨文化交流。
刚开始的三个部分主要介绍了传统以西方的知识体系受到了挑战，印度，中国和阿拉伯三大文明对科学知识的贡献及跨文化的知识。我感触最深的还是最后两部分的一些观点。后面谈到了本土化，及中国教育影响：过去，现在和未来。
对于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问题，这就涉及到本土化与国际化的问题。不同学术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交流是学术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样学术文化的生命力也愈强。不过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独特之处，只有坚持自己独有的，才能在世界文化这种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只是一味地照搬别人先进的文化，这种尾随只能让自己更加落后，永远受制于人。不如近来中国不断追赶世界潮流，而忽视了自己独有的东西。中国的经济虽发展了，可是一堆问题却出现了，重蹈外国人的老路。而国外一些学者已经慢慢开始学习东方的文化，从古老东方文化—易经中寻找到一种平衡。而现在的中国却把这中古老而博大的文化抛到脑后，没有好好珍惜自己独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一味追赶别人，却发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越来越远了。
中国文化就是在与外来文化不断接触与影响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是动态的，不是静态，是发展的，不是停滞的。中国教育思想的演变中可以看出照搬国外模式是行不通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当然也是一个教育古国。从汉王朝起，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主导思想。中国在废科举兴学校之后，旧的教育制度已被完全打破，原来的教育思想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先是直接从日本，间接从德国引进的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接着是从美国大量引进了杜威及其学生们的教育思想，最后又从苏联引进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实践证明完全照搬外国的经验不能解决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中国教育必须走出自己的一条新路来。把中西教育思想中的积极成分结合起来，然后再把它们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把这两种结合搞好，才能促进中国教育朝着三个面向发展。
这种文化的寻根，这种本土化的追求，是一种时代的情节，用费孝通的话说，这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就教育而言，这是一种教育文化的自觉。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所属文化有一种自知之明。所以在中国教育学的路上，我们就要探究出自己的教育特色，寻求一种独有的教育文化，这样才能在屹立在世界教育文化之林。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以教育的现代化为先导，因为现代化的中交流，国教育是科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同样，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离不开跨文化交流，而跨文化交流也离不开教育，因为教育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传播最有效的媒体。在发展中要科学地把握跨文化交流的结合点。所谓结合点，简单地说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容点和互补点。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以其自身的“母本”和适合它生长的土壤为“基因”。结合点的实质表明，探索和把握跨文化交流的结合点，始终离不开各文化主体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取向及其在确定结合点中的判断和选择功能。
在跨文化交流中，还有充分发挥大学教育的重要作用。我认为大学在跨文化交流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在合作办学，互派老师，访问学者和留学生，以及留学生出国，回国等。，这些都促进了多方交流。在大学知识的殿堂里，中外学生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知识，促进多种文化的交流，使大学变得多姿多彩。
在通识教育的阐述上，对我们当今社会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我很赞同韦伯对通识教育内涵的阐述：就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
在当今的中国，有的大学太过于功利化，太注重实用性，而忽视了对大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通识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一个更完整的人，我们的“专业对口”也许能为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不过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发展却远远不够，而且只是专业知识的学习对未来自身的发展也很有阻碍。当今社会许多问题的解决往往都需要运用到多学科、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学科，所以大学生在大学里就得锤炼自己多方面的能力，以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
欧洲的大学模式和核心价值观对我国大学的形成起到很大的影响。欧洲大学的核心价值观是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是维持大学活力的源泉。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密切相关。言论和写作权利有助于丰富和激励人们的生活，特别是使之拥有充分参与智力交流活动的机会。还有言论自由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权利。言论自由对实现大学的使命是至关重要的。不过现在大学学术自由也面临新的困境比如对外来经费的依赖，而且大学难以回避其社会道德责任。大学不能闭门造车，也要对社会的问题进行关注。
西方的4种大学模式：德国的、法国的、美国的和苏联的对中国近代化不同时期都产生了不同且重要的影响。蔡元培先生对中国教育近代化起到很大的作用。他从欧洲留学回来，引进德国模式，坚持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促进了北大的学术发展。后引进法国模式，成立了科学院。之后他任命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的院长，胡适是受美国大学模式影响很深，后来美国的自由主义精神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能够得到很好地运转说明了西方的学术传统与中国传统书院的多元价值观显示了有机的结合。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模仿了苏联模式，更加专业化，成立了许多高等专门学校。
近年来中国的儒家思想也在国外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因为西方大学的专业化趋向，认识论的二元论以及价值无涉的立场，都使之在20世纪面对道德与政治困境显得很有局限性。，而儒家思想可能具有挽回和补救的作用，儒家的方式是学会做人的方式，在儒家精神中学会做人就是要使自己无休止地，永远不断地进行自我修炼的过程。在自我与社会群之间的相互依存，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以及与上天的交流作为人类生活的最显著特征和最高价值。
因此中国大学的发展中有形成自我的特色，一要坚持自我独有的特色，再吸收国外优秀的价值观，这样的结合就会使中国的大学焕发出自己的活力，不断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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