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巧了——
下乡开始与结束的那天， 都是我的生日
文/申维希
1975年8月26日是我17岁的生日,也是我下乡出发的日子。
那天是父亲刚从医院出院的第三天,他拖着病体,在母亲的陪伴下,登上了我们去农村的大货车。
锣鼓声中,七辆敞蓬大解放卡车载着百多号人,浩浩荡荡地从钟表厂大门出发。送行的人们不断地挥手,保重声,声声不息。
车上有人哭泣,有人兴奋,不断地喊着自己亲人或朋友的名字。我的外婆也出现在送行的人群中,抹着泪。心酸的我强忍住泪水,请她老人家快点回去。直到汽车离去很远,我还看见她矮小的个子在不停地挥着手。
汽车沿路经过石桥铺转盘,很多人都向我们挥手。到了石坪桥就出市区了,坐在车上的人们心里都很忐忑,不知要坐多久的车,目的地在那儿?出发时各自的父母还在同我们唠叨,随着路上的颠簸，就只听见汽车的喘息声了。
整整四个小时的车程，汽车终于在一座山下停住了。带队干部告诉我们,七台车的人分在跳磴公社五个大队,我被分在了离公社最远的金鳌山大队,也就是这座山的顶端。
十几个男女青年同二十几个同来的家长,在带队干部的领导下，开始了艰难的爬山运动，一个小时后到达目的地。
金鳌大队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大队长,各生产队长迎接了我们,欢迎我们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扎根,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了,从此告别爹妈在这里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了。还好，一听我们是集体户,不用自个生活,大家集体劳动,吃大锅饭,还有个好听的名字——知青农场,也就是刚诞生的知青点,心里才好受点。
个别知青,对,现在是知青了,有的流泪了。告别父母时几个女知青抱着母亲不忍离去。
知青点的房屋是在荒弃的坟地上,用我们的双手同各生产队抽来的社员共同用土一担一挑筑成的。考虑到我们要扎根农村干革命,房屋设计成一字型十间住房。两头靠右边筑了猪圈和茅坑,一间大伙房和保管室,左边一间大会议室兼农具存放处。
房屋虽然是黄泥筑的，但筑得很牢靠，直到知青全部离去才荒废了，直到有人承包后，废了不少工夫才把它摧平。
在知青点院坝靠会议室旁边，有两棵土碗口粗的松树,那是大队特意为我们种下的扎根树。
从那天起,大伙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评工分大家也争。干活时在带队的老场长领导下，举起锄头一起刨地，担粪的活路多由男知青挑起，女知青负责撒种子，偷懒的也只有那一贯吊二郎当的两个人，他们还得找各种理由。
实在话，最苦的要数我们下乡的第一年，因为下乡的第一年还吃国家供应粮，我们每人都得下山去跳磴公社担供应粮。
记得第一次下山担供应粮，有米，有面，还有苞谷子，去了六个人，每人担五十斤重的粮食。从跳磴街上，颠颠簸簸好不容易到山下，已经是累得皮耷嘴歪了。
望着弯弯曲曲的上山路，大家已是怨声载道了，休息了会，咬着牙担着上山吧。左箩筐撞在树上，右箩筐碰着崖壁，一不小心滑到了，箩筐着地，还好没有扣翻过来，也撒了一地。含着泪一捧一捧把撒在地上的粮食捧回箩筐里，摸摸发痛的肩膀，咬咬牙挑起箩筐继续前行。
……
经过一年多的磨炼，我能够挑一百斤的尿素上山，最多休息五次就能够到达目的地。回家帮父亲挑一百斤煤，从巴山煤炭房一口气挑回住地劳动大学。
我们在农场老场长的带领下,种茶,护茶,采茶;栽红苕,苞谷,高梁;耨草,锄地,施肥;农忙时下生产队同社员们一起栽秧挞谷,一起修水渠。重复的劳动,让知青们想到我们真的要在这里扎根了吗。
可笑的是,在知青点,某个男女说话投机,相互走得近点,人们就说他们在耍朋友,就会忌妒,会说他们扎根在广阔天地了。如此的碰撞,确实到农场解散也没有擦出爱情的火花。
事物在不断的起变化，下乡一年后，厂领导的一个子女优先入党，半年后被安排进了某厂。劳工科某个领导的儿子去跳磴公社某中学任代课老师，其他有关系的知青先后离开了知青点。
每年八月份也有新的人加入知青点，人不多，一至三人而己。没有离开知青点的人，开始对扎根有点动摇了，凡是参军，报考工农兵大学，不管什么地方招工都吸引着我们。
真是巧呀，1978年8月26日也是我的生日，我接到了生日祝福，一张回市区的通行证——重庆钟表公司招工通知。同我一道去公司报名的有五个人。
我在农村奋斗了三年，虽说没有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思想，三年的经历已经够我回忆一辈子。没有这三年的磨炼，后半辈子经过下岗,找工作的种种生活苦难不知该怎么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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