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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不仅仅意味着用一个现实去代替另一个现实，它必须用一个更大的发展可能去取代那个已趋于穷尽的发展可能。
社会结构取代的条件十分严格，无论是功能异化创造新子系统的过程，还是潜结构的形成及占主导地位都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显然结构取代不是社会结构演化的唯一模式。
旧结构功能异化的结果主要表现在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上，由于形成潜结构的过程被阻断，旧结构自身又存在修复机制，社会结构的演化就出现“修复—崩溃—再修复”的周期性振荡现象。这种演化模式反映了社会结构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从而是一个超稳定系统。
生产水平和经济结构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经济结构是指一个社会的经济组织，是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经济关系网。生产水平则反映着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等。在社会结构稳定的时期，经济结构基本不变，但物质财富却在日益积累，生产水平处于进化中，它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果在结构取代中出现旧社会结构瓦解而新社会结构又尚未形成的情况，必然造成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公元五到八世纪西欧生产水平的倒退正是如此。
社会结构存在是生产水平增长的前提，但任何一种社会结构都不可能无限地容纳生产水平的进步。当生产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结构就会成为一个天然的界限，限制它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对生产水平的发展都有一个固定的容量，超过这个容量，社会生活就会把桶撑破。
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处于适应和比较适应的状态时，生产水平提高往往较快，因为社会结构对生产力的支持作用较大，限制作用尚没有表现出来；当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的适应性一天天减弱，生产力的发展将碰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使生产水平的进步速度放慢，甚至停滞。所以，某种社会结构内的生产水平发展较快的时期大多是在这种结构建立后的中前期。罗马帝国就是明显的一例。
人们常说，西欧农业生产力最大的改进是公元八世纪三圃轮作制和新的轭马法及马蹄铁的普遍应用，它提高了单位农田的产量，并使农业和运输技术出现了一次革命。其实，新的轭马法的改进在技术上极为简单，只是由过去把轭具放在马颈上改为放在马肩上，这样马在拉车时不至于让轭具压迫呼吸。因此马车的载重量提高了许多倍。为什么罗马使用了几百年的马车，竟没有发现这一点呢？当然，古代技术发明有偶然性。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即使这一发明在古罗马出现，是否也同其他那些机械发明一样得不到推广呢？这一点的确是值得考虑的。因为奴隶不爱护牲口，对马车的载重量漠不关心。可以肯定，三圃制、马蹄铁这些看来并不困难的技术发明只有到西欧封建社会后才能普遍推行。这同社会结构的取代密不可分，农奴制在生产关系上比奴隶制先进，因而对生产水平的提高也具有比奴隶制更大的容量。
阿基米得证明了杠杆原理，并利用这一原理设计了滑轮装置，把一艘新造的大船拉到水中。然而阿基米得也有很浓厚的奴隶制思想，因此常为自己设计的机械感到羞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古罗马的工商业组织规模很大，却又很脆弱，为什么很多新技术发明出现在中世纪看来落后的修道院中，而没有出现在“发达”的罗马城市里。
科学史家在分析当时科学的成就时，都十分奇怪，既然他们在几何和天文学理论上已经达到如此高明的程度，为什么会停滞不前呢？近代实验科学需要科学传统和工匠传统的结合，这在古代社会是做不到的，狭窄的城市社会和古代宗教使当时的科学家成为不被世人理解的一小撮。科学活动的天然藩篱就是城市里小小学院的高墙，在此之外，是一片荆棘丛生的荒野和愚昧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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