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批判享乐主义，认为享乐不能作为人生价值的标准和人的行为的指导方针。他赞同斯宾诺莎的观点，即享乐不是行为的主要动机，而是从事创造性活动所相应产生的副产品。
弗洛姆认为，不幸福可能是因为一个人没有获得他所希望的成就，或者是因为健康受损，或者是因为一些环境因素的影响，但根本的原因可能是他缺乏创造力，生活空虚，没有爱人的能力，或者是因为他的一些内在缺陷。他认为，幸福是一个人整个有机组织的感受，并能够影响整个人格。躯体对幸福感的反应，往往比意识更显著。不幸福的人常常愁眉苦脸、无精打采、倦乏，或者有头疼甚至更严重的疾病。幸福与否也会影响心理与情绪的功能。
弗洛姆随后分析了享乐的种类。他认为解除痛苦压力后的满足是一种最普遍的享受，也是最容易在心理上获得的。还有一种享乐是建立在不合理的心理需求上的。比如因抑郁、恐惧或愤怒引起的嗜睡。还有因贪婪、嫉妒、羡慕、缺少安全感并且焦虑等心理失常引起的欲望。这些不合理欲望的一时满足可能会带来幸福的幻象，但其从根本上是不能“被满足”的。幸福和愉快带来的享乐则是由个人内在的创造力带来的。除了满足、不合理的享乐、幸福和愉快以外，享乐的种类还有“喜悦”和“轻松”。一个人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或者做成一件事就可以获得喜悦感，不一定具有创造性或者特殊性。“轻松”则是身体上的舒适感。各种“享乐”中，幸福和不合理的享乐具有伦理价值。弗洛姆说，有价值的事绝不会轻松，要想获得幸福，就要承担艰巨的个人使命，彻底发挥他的创造力。他批判了现代社会中这样一种现象：为达到享乐目而采取的手段日益篡夺了目的的地位。比如广播电视本来可以传播给人们最佳的音乐和文艺节目，但我们所听到看到的却多是有损智慧与趣味的节目和广告。
接下来，弗洛姆分析了信仰这一性格特征。他说，“信仰”的含义是“坚定”，人不能没有信仰。可以将信仰视为一个人性格的特征，它能影响一个人对一切事物的体验，它能够使一个人面对现实而不存幻想，仍能够依靠信仰来生活。在这里，他特别谈到了信心。他认为对他人存有信心，也就是对他人的信任，是对这个人基本态度和人格核心可靠性和不变性的确认。而对自己有信心，就是对自我本体的确定，也唯有对自己有信心才有信任别人的能力，否则自我本体就会感受到威胁，便要依赖别人，将别人的赞许变成自我本体的基础。同时，信心也是相信人具有潜能。这一点在教育上特别有意义。教育就是应该相信人具有潜能并协助他认识到自己的潜能。相反的做法是成人驱使儿童做合成人意的事，制止他们做不合成人意的事，这不是教育，而是操控。而最高层次的信心就是信任人类，比如过去反对宗教的奋斗就是对人类理性与能力的信仰，是要解除精神上的枷锁。弗洛姆痛心于现代社会的缺乏信仰，他认为这是极度混乱与绝望的表现。一方面，存在意志瘫痪的现象，这是因为内心感到无能。另一方面，还存在极端的疑虑，这是一种会产生神经病态的强制疑心。现代疑虑的典型现象是一种冷淡的态度，认为一切事皆属可能，没有必然的事。很多人感到困惑、孤独、无措。而合理的疑虑在人格发展上具有重大作用，它与逐渐脱离权威控制有关，它也是现代科学与哲学的主要原动力。与缺乏信仰同时存在的现象，是不合理的信仰，它是对某人或某物盲目的屈从，比如对领导者、机器、成功等的信仰就是不合理信仰。弗洛姆认为合理的信仰基于我们自己的创造性体验，所以任何超越人类体验的东西都不应该成为我们信仰的目标；当一个人所相信的仁爱、理性、公理等观念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体验，而是别人教他相信的，也谈不上是合理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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