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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汉，南北朝，隋唐》第5,6章
钦定经本与兼存微学 汉廷把独尊儒术作为基本国策，然而由于儒家存在着在官与在野之争，官学内部又有分化，儒家出现了多元化或多样化问题。这个问题在儒生之间是不可能解决的。为了统一思想最终只能取决于皇帝。儒家独尊的地位是由王权确定的，其间的分歧也只能由皇帝裁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合乎逻辑的。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合乎逻辑，因为儒学除了作为一种学说之外，它也变成了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
两汉统治者对思想文化统而不死，对微学、异端、异义、异家、刑名、法理、文赋、神仙、方术等，非但没有过分的干预，有些皇帝还相当喜好。汉武、昭、宣帝杂王霸而用之，东汉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同样也是杂王霸而兼用。这些都为思想文化多元与多样的发展保留了一席之地。
汉代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关注政治理论的实际政治价值和效力。也就是说，只要对于巩固汉帝国有利，什么样的学说都会受到统治者的重视，问题的核心是理论要为政治服务，思想家要为帝王解决难题。
汉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天、圣、道、王一体化观念，在进一步扩展了君权合法性的基础上，为君权至上和君权神圣提供了丰厚的理论依据。
君主君临天下如同自然规律的运行，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在当时人看来，不论天表现为什么，都是一种非人类所及的强大权威，“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易·乾卦·彖传》）。利用这一超强权威比附君权，无疑是说明君权合法性的最佳方法之一。
汉代思想家从权力赋予和亲缘关系两个方面论证了君主与天的必然联系，为君权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论据。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君主的权威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恰如董仲舒说的那样：“人主之大，天地之参也。
汉代的圣人形象集智慧、权威和权力于一体，又是人性与神性的凝和。作为一种理想政治权威，圣人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群体意识的政治人格化，其中蕴涵着迄汉为止数百年来所有崇尚君主政治者的政治向往与期盼，成为全社会权威崇拜和人格崇拜的最高象征。
在家转化为国的历史时刻，“后”之类渗透着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和家长崇拜的宗法性称谓，首先被加诸王冠之上，乃是宗法社会结构及其观念政治化的必然结果。
“君父”“子民”是传统政治认识的一个重要的固定观念模式。春秋战国以后，政治体制发生很大变化，但“君父”观念历久而不衰。汉以后，儒家思想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君父”“子民”观念成为政治理论的基础之一，并通过各种社会化方式使之成为普遍认同的社会政治意识。“君父”所内含的帝王观念，概言之，即“家天下”和“王道三纲”。
基于宗法伦理的君父与臣子规范，亦即君臣大义，是中国古代分量最重的一具精神枷锁。君主专制是宗法向政治延伸的必然结果。
西周以后，历代最高统治者皆称天子，且独占祭祀皇天上帝的权利，把冥冥中主宰万物的神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
真龙天子”径直把帝王视为神体。天子服饰绣有金龙的衮衣，故从西周起帝王就有一个代称叫“衮职”。传统文化认为，龙与君都是纯阳之物，君与龙一样具有神威。“九”为阳数之最且为龙的象形，“五”是天位且居中处吉。因此，帝王皆神龙之体，王位称“九五之尊”，称王称霸叫“龙飞九五”，即《易·乾卦》所谓的“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就连帝王的衣食住行都与龙息息相关。作为一种政治文化，龙是帝王神秘莫测，无所不能，至尊至贵的个人权威的象征。
圣化的极致是神化。圣人“穷神知化”，实际上是超人。圣化思维方式把现实主义和神秘主义纠结在一体。当神化称谓和圣化称谓叠加在一起之时，神、圣、王一体的君主就实现了对各种必然性的垄断。在实践中完成圣化与神化结合的是秦始皇，在理论上完成两者结合的是董仲舒。
君父是全社会的宗法家长，天子是天地神祇的代表，王辟是国家政权的元首，圣人是克哲克明的师长。皇帝集“天地君亲师”的权威于一身，其至上性、独占性、神圣性、绝对性，即使是神明也会自愧不如。
皇帝称谓内含着制度、法律、道德、文化。皇帝名分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谁占有了它，谁就“贵不可言”，拥有行使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无论是谁，包括皇帝的长辈，在皇帝面前必须俯首称臣顶礼膜拜，于是君主又有了一个代称叫“万岁”，即“吾皇万岁，万万岁”。
汉代的制约君权思想就可以叫做“道义制衡”。这里说的“道义”是一个泛称，指的是思想家们从具体政治规定和制度中抽象出来的、体现着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一般政治原则。“道义制衡”就是以这些政治原则为依据，主要通过道德约束和舆论制约的方式对君主的决策、行为乃至整个君主政治的运行进行一定的制约和调整。这是在君主政治条件下形成的、为古代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政治观念。
罪己诏是帝王向上天和民众检讨治理不善，以求改过自新的诏书。汉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 178年）十一月的日食诏首开汉代罪己之先河，以后历届帝王屡下这类诏书。罪己诏古已有之，至汉代最为流行，成为汉代政治一大特色。这与汉儒畏天崇圣思想密切相关，也是帝王的一种统治术。
西汉帝国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了元、成、哀、平之世，迅速走向衰落。尖锐的社会贫富对立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纷争交织在一起，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警觉。他们出于挽救和维护汉家天下的基本立场，对矛盾重重的社会和政治现状认真思考，提出要从统治者内部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进行一系列政治调整，设想以此拯救濒于绝境的帝国。
君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治，在没有形成法律至上权威的政治条件下，人便成了政治中的主导力量。纳谏和用贤是君主政治时代人们所能找到的最佳人治形式，贤人政治成为古代中国的政治理想之一。西汉后期统治集团的贪腐苛酷积重难返，个别的清廉形象根本抵不住遍及整个官僚阶层的腐败势力，这样的榜样效应只会适得其反，教化致治的梦想难以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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