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机电学院的机械专业转到广电专业。印象中,很多人都问“你为什么从机械转到广电呀?”言语里似乎是满满的疑惑,我想了想,说,“因为我不喜欢机械呀···地大又没有好的文科专业···” 理由似乎很充分,可一次又一次被人问起,“你为什么来广电呀?”其他人是好奇,我越来越觉得我的答案是敷衍,敷衍别人的时候是不是也敷衍了自己?
有人问白岩松,“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素质是不是有思想?”他回答,“不是。做一个称职的评论员,最重要的是勇气、敏锐和方向感。”
有人说,记者是一个全天候的职业,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就要立即出发。
有人说,记者需要很好的文字功底,必须广交社会关系,上至达官贵人,下至 罪犯,同时要有沟通能力。
有一个老记者出了一本书,写外表光鲜的记者生涯里面的难处。屡屡强调作为记者的责任与担当,虽然今时今日的媒体环境鱼龙混杂,可是记者这个职业应该是社会上优秀的人来担任。必须要有勇气,有毅力,有强烈的正义感,有探索真相的欲望等等。
你看每个人的话,都觉得很对,因为确实是经验之谈。我记得我看完那本很书的心情,着实惆怅。作者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劝慰,想当记者的孩子们,要慎重。
我惆怅什么,我就是觉得自己不勇敢,小学的时候一个特别坏的男生坐在我旁边,我不喜欢他, 而且怕他。因为他吓唬我,反正就是被恐吓住了。从之前坚守住好好学生“上课不说话”原则,到后来,妥协 ,迎合 ,班主任上课批评,说很失望。由此看来,我是一个不勇敢的人,而且很可能欺软怕硬。
不光不勇敢,正义感也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不公平之后把不寻常当作寻常,一过了之中所剩无几,在理想主义和热情被生活中的琐碎磨去之中所剩无几。越来越不能感同身受,越来越视作于己无关。
没有正义感,也不勇敢,有时候孤僻,更是谈不上八面玲珑。没知识没思想。
我在想,一个记者如果看到我这样的一个接班人,心情是不是很灰暗。
就好像你对着一扇门,看到了门里面奇异的风景,心向往之,时常在门外头徘徊,想着什么时候进去看一看,又犹豫了。终于有一天鼓起勇气,守门人却说进入这里要有怎样怎样的品质作为入场券。然而你搜刮了你的所有,却发现原来你身无分文。
我曾经因为这些考虑放弃过,那一次是高考。我上不了战场,去不了非典防护区,文不能吸引人,武不能献身,当记者好像只是我的一时头脑发热。到了大学后,却又再一次回到原点。
我看柴静《看见》,她在自传作品里面写到,做“时空连线”,总是被驳回,每次重录的时候,都得深夜把别人从家里叫回演播室。录完节目,不想打车,深一脚浅一脚走回去,心里满满的愧疚、失落与挫败,“姑娘你得加把劲,领导说扶不起来就不扶了”。
主人公并没有完美的变身。慢慢的,她在摄像机面前找不到感觉,写不出文字,再后来,她干脆出溜了。“以前当观众,总讥笑别人八股腔,现在当了主持人,用得比谁都熟练,每天结尾都说‘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早日到来。’庆幸可以卸妆下班” 。
在通往工作室的黑暗幽深的阶梯上,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失败而沮丧,一边更努力去调整和适应,一边陷入循环往复的挫败,想要逃离。绳子越缠越紧,她说,那个时候,在洗手间看镜子中的自己,浑身都散发着一股失败者的气味,动物界中,弱肉强食,这是死亡的气息。熬着,死嗑着 。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她开始适应,可以不被扑倒在地。
真正把她推上舞台的是2003年的非典,在那个时候,全国都对非典一无所措,去采访,谁也说不准,哪一次就把自己搭进去了,有一段时间他们都认为自己已经感染了,长时间冲热水澡,都在心里猜测着没有说出来。她问她妹妹,“你觉得我应该去病房吗?”,她说,“你可以不选择当记者,但是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
那我现在问,如果现在爆发了一种新型传染性病毒,没有治疗方法,没有有效防御措施,你作为记者,你愿意去采访吗?
恐怕很多人都得在心里打个梗,我不勇敢,可是谁又能够轻易得到那些勇敢、正义和坚守呢。柴静没做记者之前,会去非典重灾区深入报道吗?闾丘露薇会上战场吗?在我们眼中,她们异乎寻常的执着、勇敢,能以身犯险 。这种力量和光彩不是凭空得来的,是经历,是磨练,是身在其职油然而生的责任与担当。
我相信,有些人口中必备的品质,是在做一件又一件事情之后磨砺而拥有,是在全身心投入后找到的,之前从来体会不到的使命感。
我说的不是成功,不是成名,甚至连坚持都不是,甚至对于一些人都莫名其妙,可能因为我乱七八糟的想太多。我转到广电,因为我想做记者,不一定能够坚持终生,不一定能够闯出名堂,甚至可能全身心投入却收获很少。但我不会否定自己成为记者的资格,不会扼杀自己成为记者的可能性。如此,便是我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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