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与 陂 腔

这里所说的“陂腔”，就是黄陂话。

“陂腔”是老婆生造的词。有时，外出问路，我免不了别点普通话，自认为字正腔圆，老婆总笑我的普通话，脱不了“陂腔”，是塑料黄陂话。

小时候，未出过门，周围的人清一色说黄陂话。本人一直认为，地球人都说黄陂话。

看电影，听到剧中人物讲普通话，就认为那不是人说的话，而是机器造出来的。

到黄陂三中读初中，学校有几个籍贯是外省的老师，他们有的讲普通话，有的讲方言。

才知道，地球人并不是全部说黄陂话。

但是，外省藉的老师讲鸟语时，为了让学生更清楚地理解讲义，往往会用一些黄陂话，替代难懂的方言。

听到他们学说我们的黄陂话，傲慢劲油然而生。大有满清皇帝接受外蕃朝拜时的神情！

“陂腔帝国”在我心目中崩溃，是一九六六年文革串联的时候。

那年月挤火车，象乱民逃命似的。人潮中，我的一只球鞋被人踩掉。拣回是不可能的，除非不要命！

十一月的北京，我光着一只脚走在大街上，路人指指点点，弄得我好生狼狈。

到红卫兵接待站，负责接待的红卫兵大哥问我：来北京串联，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呀？

“我的孩子（鞋子）掉了，能不能帮我找双孩子（鞋子）穿穿？”我回答。

“什么，你……的……孩子？”接待站的红卫兵大哥，大惑不解地看着年龄不满十五岁的我。

同行高中部的学长见状，忙笑着忙用“陂腔”普通话解释：不是，不是，不是孩子掉了。而是上火车时，他的鞋子被挤掉了。我们土话，“鞋子”跟“孩子”同音。

“哈哈哈哈哈……”周围的人大笑不止。黄陂话受到嘲笑了。

自此，我才领会到，黄陂话，在央央华夏竟是“小语种”。

参加工作，周围的人大多是“汉腔”。“陂腔”，往往被“汉腔”们称为乡下人的语言。

同乡中，有位仁兄去食堂买馒头，肆无忌惮地喊：“来两个热粑！"自此，他的大名就被“汉腔”们用“热粑”代替了。

还有位乡党，平时讲话爱用家乡话中“哎惹”的语气词，“汉腔”见面就喊他“哎惹”、“哎惹”的。

说黄陂话，特别是讲一些土气的黄陂话，在当时的语言环境中，常常遭人谈笑。

从此，对“陂腔”，我从妄自尊大，一下子降到妄自菲薄。

入乡随俗。在单位，我还得对“陂腔”改造一下，去掉一些土词俚语，增加一些汉腔汉调。

如把“俄遮”改为“我们”，把“嗯遮”改为“你们”等等。

少用一些卷舌音，多用一点平舌音。

“防笑”的长城筑起后，本人再也没被人小觑了。

水里按葫芦。三年学徒满期后 ，我回家探亲。

在乡音袅袅的老家，终于可以抑“汉腔”，扬“陂腔”了。

谁知，有时讲话讲滑了丝，自觉不自觉地带了点“汉腔”。

一次，一个发小一脸严肃地对我讲：“嗯出弃几年，收获不少。”

“有么收获撒？”我不解地问。

“带回两扇门！”他仍是神情肃穆地跟我讲。

“两扇么门”我问。

“你们和我们”他忍不住笑起来。

“哈哈哈哈。”同玩的发小都笑起来了。

“呵呵呵呵。”我也尴尬地笑了。

说话带“陂腔”被笑，说话带“汉腔”也被笑，我陷入二难的尴尬境地了！

后来，我想明白了。打娘肚子开始，“陂腔”就溶入我的血液了，“陂腔”就是我的生命。

“陂腔”就“陂腔”，我就是我！我犯不着鹦鹉学舌。

木兰从军，该是满口“陂腔”的，至被人称颂。

北宋时期，程颐、程灏满口“陂腔”地讲理学，门生还程门立雪，趋之若鹜地聆听。

想当年，黎元洪大总统黎黄陂，满口的“陂腔”，民国的那些遗老遗少们，哪个敢笑！

往后的日子，我对“陂腔”不再妄自菲薄了，再也不刻意地去改造“陂腔”了。

相反，在异国他乡，听到久违了的“陂腔”，倍感亲切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深圳盐田港搞了几年工程。

深圳是个鸟语花香的地方。这里所说的鸟语花香，不是自然界的那种鸟语花香。而是社会环境的“鸟语花香”。

“鸟语”，是指所接触的人讲的讲潮汕话，讲的讲客家话，讲的讲闽南语，讲的讲白话（广东话的一种），晦涩难懂。

“花香”，是指当地发廊、0k厅小姐多如牛毛。街道上步履匆匆的白领女神，也多于牛毛……。

在那种地方，不要说“陂腔”，就是听到楚音也顿觉亲切。

一个周末，我们请甲方，到盐田一个名叫“小点点”的歌厅去K歌。

在众多女孩中听到了楚音，我忙让司机把讲塑料湖北话的小女孩点来。

“你是湖北人吧？”我问。

“嗯！”她点了点头。

“湖北么地方的？”我问她。

“湖北……黄陂的。”她拖顿了一下，才回答我。

“黄陂哪个地方的？我们是黄陂老乡嘞！”我又惊讶又亲切地追问她。象买笋以的，层层剥皮地探究。

她如实告诉我她所在的乡镇。原来，我们老家相隔不到二十华里。真是他乡遇故人呀！

那晚，既不玩塞盅（猜酒的一种游戏），又不唱歌跳舞，光听她是用“陂腔”聊家乡，聊学校。

临散场，我告诫她，不要在这种地方鬼混。

她说：没法，找不到合适的事做。

第二个周末，我们又去“小点点”歌厅K歌。这次是客户邀我们来消遣的。

一到歌厅，小老乡就主动跟我们打招呼。

我把小老乡和客户经理叫到一起，互相介绍。客户是一个机械配件供应商，我知道他们单位正要招人。

那天，我们基本上在商讨帮小老乡找事做的事宜。

临了，客户经理说这事包在他身上。

以后，小老乡就在客户单位上班了。以后，小老乡就在深圳买房了。以后，小老乡就在深圳结婚生子，成为深圳人了。

事后，我想，如果没有“陂腔”，就凑不成这桩机缘了。

二十世纪前十年，我在四川康定管理一个水电工程。

一天，我去工地检查，在众多的川军中，看到了几个讲话带“陂腔”的农民工，在干又脏又累的杂工。

我就用纯正的黄陂话，向这几个老乡询问了的施工情况，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

过几天，我再去那个施工部位检查，负责这个部位施工的民工头便讨好地说：您的那几个老乡，我已安排轻松的事做了。

我不置可否地走了。

看来，“陂腔”还有点不怒而威。

退休后，蒲公英种子似的，散发到天南地北的家乡人，建了一个“发小微信群”。

从此，在外定居的“陂侨”，有了尽情发挥“陂腔”的地方了。

“陂腔”有黄陂人的文化内涵。“陂腔”是黄陂人最难以割舍的追忆。

群里办春节联欢晚会。语言类的节目，十足的“陂腔陂韵”，最受欢迎。

群里搞诗歌朗诵，谁的黄陂话最纯正，谁的点赞率最高。

在群里讲黄陂话，发小们毫无顾忌。语调是那么亲切，语音是那么流畅，语言是那么幽默，感觉是那么兴奋，氛围是那么温馨。

“陂腔”是黄陂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黄陂的自然生态。她蕴含了黄陂人的智慧。任何語言都难以取代她。

还“陂腔”以本真，还“陂腔”以自然，这就是我对黄陂话的认知过程。

这个认知过程，恰好印证了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