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泸县校园死亡事件，打破了泸县这个四川边远小县的寂静，一下子把它推到了全国舆论的风口浪尖。舆情汹涌，谣言四起，造成这种局面，更多的原因我想应该是当地没有及时拿出澄清谣言的事实吧，至于个中原因，不作过多评价。我们期待让我们看到完整的真相，因为当你毫无避讳的把完整的真相公布于众时，谣言也必将不攻自破，否则，一切都会苍白无力。
有时候在想，为什么现在国人越来越不相信政府？为什么现在一些热点社会事件里确系参杂着的谣言都能堂而皇之，大行其道？人们的不相信，就是由这样那样的事件，一件一件积累起来。细思极恐，真的应了一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孟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暴露出了潜在的巨大政治危机，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是执政的最大失败。只有赢得百姓的信任，百姓才会有更大耐心等待你把经济搞上去，百姓要的是言行一致的行动，否则，所谓“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话没人听。
国人为何宁可相信“谣言”也不相信政府？
怀疑成国人生活方式，地方政府越来越不被相信。
信，还是不信，这是个问题。
无论是刚刚提到的四川泸县校园死亡事件还是前不久的刺死辱母者案件，种种网络热点都正在成为地方政府和新闻媒体公信力的一面镜子。即使有些猜测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谣言，但民众当初一边倒的怀疑仍在隐隐透露着一些信息。
今天，这种“不相信”的情绪，已然渗透进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吃饭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上医院不相信医生没有给自己多开药，打官司不相信司法会保持公正……
有人说，幸福感源自相信。而当怀疑一切成为整个人群的集体意识，国人与幸福的距离又该有多远?
我们的信任去哪儿了？
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我们曾经对一切都充满信任，对领袖、对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必将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但我们现在却似乎什么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态，不相信媒体的报道，不相信身边人尤其，“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习惯”。
当怀疑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不相信其实未见得比相信糟糕，怀疑有时候是一种进步，说明信息渠道多了，社会开放程度增强了。但我们的问题是爱走极端、擅长创造世界之最。所谓中庸之道只是传说，现实是别人干不出来的我们干得出来，别人想不出来的我们也干得出来。
如今，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住，我们有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楼薄薄；吃，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容而成的大米、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出门，我们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上医院，我们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香港《太阳报》近日称，中国人去年一年输液104亿瓶，相当于人均8瓶)；就连疫苗都失守了，那可都是一针针结结实实扎在了我们孩子的身体上。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假票、假证、假中奖、银行诈骗、假老虎、假新闻等等。
面对如此世态炎凉只能茫然自问：我们究竟该相信谁?
武汉洪山区“钉子户”童贻鸿选择了首都警察。在武汉他被指控扔砖头伤人，因为不信任当地警方，自己花1000多块钱坐飞机到北京朝阳双井派出所自首。而浙江乐清村民钱云会被重型卡车压死一案，乐清警方第一时间发布微博澄清案情，但数万条跟帖绝大部分都抨击警方撒谎，人们不相信钱运会之死的背后没有打击报复。同样，在有媒体爆出八成火锅为“化学锅底”后，中国烹饪协会立即辟谣，但网民并不买账，并“人肉”出协会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乃某知名火锅企业老板的身份。
一时之间，“阴谋论”风行中国互联网。有时候，往往越是被官方或专家澄清的，反而越遭遇网民的质疑。
“人们对此类事件(浙江乐清案)的猜疑显示出当局所面临的信任问题的严重性。在所有国家，阴谋论在网上都很盛行，但在中国有着尤为强大的吸引力。”
“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信任不再，只剩下笑骂狂欢
需要焦虑和担心的或许不只是政府官员。今天的中国，让我们不相信的土壤几乎随处可见且都相当肥沃。
“绿豆治百病”的张悟本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最初就是被中国中医研究院下属的产业部门聘为养生食疗专家，开讲座，上电视，卖产品，利益共享。当张悟本坐镇的建筑被以“违法建筑”拆除后，其他相关利益方的处境如何却没了下文。作家谢朝平因自费出版纪实文学作品《大迁徙》而遭遇陕西渭南警方赴京拘押，后者在敲开谢朝平租住房前自报家门称“人口普查的”，后来谢被取保候审。
怪事多发，就见怪不怪了。每件奇闻都会引来人群的围观和议论，但很快被新奇闻的热闹所取代。我们是能屈能伸知足长乐的民族，吃饱肚子就一团和气。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真相没有弹性，而且刺目，扎手，揪心。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仅出产残缺的身体太监和小脚女人，也出产残缺的精神奴性。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1903年的《革命军》中说：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为一部奴隶史。鲁迅在《华盖集》中说，中国的尊孔、学儒、读经、复古，是为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更是让许多人都学会了说谎，而且把谎言上升到“爱国”的高度。
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有好些事情，因为我们做了某一群体的分子，就非做不可，这和真假对错没有关系。皇帝什么也没穿，但大家都夸他的新衣服漂亮。罪魁固然是别有用心的骗子和愚蠢虚荣的主子，鼓掌叫好的大众也并非无辜。个人相对于体制是渺小的，但体制又由每一个人构成。但是，正如陈凯歌指出的，站起来控诉的多，跪下来忏悔的少。
我们活着，而且确实“欣然”。任何可悲可恨的事情都可以用笑骂的形式变成娱乐甚至狂欢只要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在挖掘黑色幽默方面体现出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比如“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姜你军”和“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我们编出《救助老人安全宝典》，我们在《阿凡达》里看到野蛮拆迁，从《让子弹飞》的台词“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读出政治隐喻。
除了自己，还能相信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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