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茹茹老师的英语课是我们最喜欢听的,就算下课铃还没响,我们也不愿意提前离开。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决定培养一个新的习惯——每次放学推迟半小时离开。这一年,我大二。大一时那种激情慢慢冷却,毕业季的惆怅还没有弥漫过来。这样的时节,很多弟兄选择谈一场恋爱来填补一下空白。虽然不错,但我却静静地花开,相信“花香蝶自来”。就在放学后的那半小时里,我断断续续看完了《寂静的春天》。
1962年春,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太阳依然东升西落,多年以后,人们努力回想,才知道我们的春天已经和中世纪小说里面的描写相差甚远了。就像今天,我们看到自己小时候里嬉戏打闹的那条小河已经没办法相信那是真的一样。故事要从《化学在农业上的应用》这本书讲起,它的出现让农业这个带着一点“诗意栖息”、“田园牧歌”式的产业,也光荣地加入了工业化的大潮。它的作者就是我们这一行的祖师爷,大名鼎鼎的李比希爵士。化肥、农药以及各式各样的污染出现了,也很严重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关键是,那个时代还没有“污染”这个词。如今“污染”一词可谓是“翻身农奴把歌唱”,“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蕾切尔·卡森,这个女生物学博士。是她那颗少女般的敏感心灵向世人道出了这颗星球的危机,是她带着那小棉袄般的母爱对人类发出温馨警告——救救春天!
十年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就是在那个美丽的斯德哥尔摩小镇汇集了113个国家的代表。1972年,我们还在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之中,我们还在喊着“把阶级敌人淹没在人民运动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我敬爱的周总理坚持下,我们还是派出了代表,尽管我们的代表更关心“意识形态之争”。但是不到一年之后,我们还是召开了自己的环境会议。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容易的。要我们和那些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人讲《增长的极限》是不容易的;要我们和那些还在冷战后遗症之中的地球人讲《我们共同的未来》是不容易的;要我们和那些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小战士讲《伐木者,醒来》是不容易的。好在,这一切,我们都挺过来了。
然而,环境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我们的精神导师马克思讲“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的,我们今天街头巷尾、茶余饭后都在有意无意的讨论它。我们不敢想象一个寂静的春天,但是我们却得不到《一方寸的寂静》。一个文青十几年来一直在寻找地球的寂静之音,录制音频,就这样靠着蟋蟀的叫声,蛐蛐的吟唱,喜鹊拍打翅膀的声音养活了自己,并成功骗了个妹子和他组建家庭。看来“环境”也在变成我们价值观的一部分,并且,确确实实有人为之献身。
很多人选择了环境类的专业,就是一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过程。像梁启超的孙子、梁思成的儿子、自然之友的创办者梁从诫先生,走的就是这个过程。只是他走的更远,光走到书屋还不行,还得走出来,走到田野里去。像彭麻麻唱的“我们的家乡希望的田野上”。
相信每个人都有一颗公益的心,然而,我要说句真心话了,环境问题不是公益那么简单。不要一听说环境问题就想到那个朝天冒烟的大烟囱,恨不得要学董存瑞,用身体把它给堵了。收拾好自己的一摊子,节约水电,真心实意,身体力行,就好。具体的要怎么做,这就要扯到《断舍离》了。
201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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