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用一点笔墨来聊聊我们之间的一些事情。将近一年没见，约他出来吃顿饭挺不容易的，从我三年前辞职回家，就开始有意无意的跟这个世界脱节。但是如果这个世界还剩最后一个人我要保持联系的话，那他肯定是唯一的人选。有时候，约着吃顿饭，那是意志和决心的体现，也是真到了非见不可的时候。
二十年前我们就认识，当时他来上海，上班的第一天，他在公司门外等候，是我打开门，跟他一起进了公司。后来虽然在不同的部门，可是由于住的很近，上下班都在一起，聊天，讲志向，谈理想。再后来，我们都离开公司，各自发展，他做过市场专员，当过销售员，起起伏伏的生活，一直都在彼此的照应中成长。
我结婚的时候，他离婚了，我离婚的时候，他再婚了，我再婚的时候，他的孩子已经上小学。有了各自的家庭，聚会就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想起共事的时候，每晚下班从地铁站出来，都找附近一家苍蝇小店，点两盘凉菜，叫几瓶啤酒，那日子已经成了记忆里隐隐约约的谜砂。
三年前的某一天，他应该是喝了酒，告诉我他离开那个做了很多年的公司，大陆的业务越来越不好做，公司准备缩减开支，他这个来大陆二十年的老员工，反而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我听他在电话里反复说，自己醒悟的太晚，温水煮青蛙。其实他很努力，公司一半以上的业务都是他找来的，唯一的遗憾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公司，而不是甩开膀子自己开一家公司。打工的成本很高，高到有一天离职后，就再也找不到一家企业愿意接纳。年龄和薪金的要求都让求贤若渴的企业望而却步。这种尴尬，是一个中年优秀人才不可避免的遭遇。
“为什么你不回台湾”，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他苦笑摇摇头：“我对上海的了解要比我对台北更深，所有的朋友家人都在上海了，台北早就在情感上遥不可及了”。
他说这话，我当然信，他骨子里早就把自己当一个上海人。
“你呢?不准备要孩子了吗?"
我也苦笑一下：”我这年纪，再要孩子，不现实，能自己交金，等到退休就不错了“
过去的十年，是我们变化最大的十年，从四十岁开始，生活像是被投入到了搅拌机，把曾经所有的一切全部破壁，打得稀烂，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时候，变成了一杯不得不咽下的浓汤，和着五味杂陈，全盘接下。
我卖掉市中心的房子搬到郊区，再从郊区净身出户租回到市区。他跟台湾的妻子分开，又在上海娶了大陆的老婆。像两只交叉相握的手，我们两个人的经历雷同却又错位，惺惺相惜又自顾自怜。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似乎比他幸运一点，自由职业，没有子女的牵挂，只有寻思未来的时候，会有一点不安。
”挺过现在，将来就美好了！“，我说的是实话。
”但愿如此，有时候我也这样宽慰自己"，他笑了一下，神情变得轻松一些。
“还记得当年你租房子的那会儿吗，我的杂货店刚做垮”，我举起手中的酒杯，好像回到那个炎热的夏天。
他哈哈哈笑着：”第一次觉得上海的夏天是可以杀人的！“
那个夏天，我花了年轻所有积蓄办的杂货店被清算，生意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简单，就算我把所有市场营销学中的手段都用到，不管我再怎么促销和推销，营销学的那句名言还是应验了：地段、地段，还是地段！在那片破落和没落的城区，人们不在乎杂货店的商品是不是琳琅满目，是不是新潮新奇，他们在乎的只是什么时候打骨折出售。稀稀疏疏的客流最终压垮了我打算做精品店的意志。那个夏天，我变得口袋空空，找他去诉苦。他也离开了我们共事的公司，正在等台湾公司的面试通知，我们的相似处真是多，连一贫如洗都选择在同一时候。
房东没给他的房间装空调，我们在他的房间热得根本睡不着，凌晨两点跑到大街上，蹲在马路牙子上抽烟，连从罗森买一瓶冰冻矿泉水的钱都没有。买了矿泉水，明早的早饭钱就没了。说了什么现在记不全，倒是那感觉跟今天聚餐的话题很像：擎着灯照亮彼此的前路！
记得就那么聊了一晚上，等早餐店刚一开门我们就冲进去，各自拿出五块钱，饱餐一顿大饼豆浆，吃得很感动，也很悲壮，发誓以后要好好混。
混好了吗？在今天这个非见不可，不见不散的聚会里，我们两个说不出答案，还是头顶一盏灯，希望为彼此照亮希望，朋友，到最后，就剩下为对方举灯的那份坚持，不用太大的劲，只要肯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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