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盼望我的病能够更快的好起来，但是越是迫切渴望的事情，往往都不能随你心意，我每天竭力配合着医生的治疗，配合他指导的饮食起居，但是恢复比预想的还是要慢很多。我笑我毕业之后就是一直为了挣钱，挣了钱无私的贡献给了医院，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落得一无所有，不对，还有满身的伤痕。平日里我本对荤菜无感，如今医生需要我每天大量食用蛋白质而加快身体的恢复。每天面对油腻的猪牛肉，各种高蛋白的肉类，我曾想下辈子我可能要投胎做一只牲畜来偿还这辈子的罪孽了。
无论我如何迫切的想要恢复身体，想要快速逃离这样的病房，但是没有一纸出院书，我还得乖乖的躺在这该死的病床上。我像囚犯一样穿着病服，由于生病，让本就瘦弱的身体看上去更加孱弱，身体的每根骨头都仿若可以看见，宽松的病服甚至最小号都很难将腰带收到能够不向下滑落。我就像一个戏台上的唱将，挥舞着戏袍，踉跄着表演。我被限制在一个咫尺的舞台，透过高楼的窗户我能够轻松的看到外面阳光的明媚，看到外面世界的花花绿绿，但是见到的景色越多就越感另册的凄凉。我渴望着健康的身体带来的自由，每天打完吊针之后我便让母亲推我到能照到阳光的地方坐着，能够见到一些树叶的窗口，我侧着身子盯着窗外，红红的夕阳透着窗户洒向我的脸庞甚是温暖，看着被夕阳染红的云。窗台上偶尔会落下一两只小鸟，我会装作木头一样一动不动，看他们在床沿擦拭自己的喙，将头伸进翅膀里面梳理羽毛，随着梳理会落下一两根羽毛，若他们警觉的发现窗口正有双眼睛盯着自己的时候就极快的扑哧着翅膀逃离这里。那时候我只能默默的注视着种植在园子里的杂花，或者窗台上不经意爬过的蚂蚁。
楼道里每天见到的人大都都是面色青黄，目光空洞，眉头紧缩，步履孱弱。每个人就像镜子一般，我见着他们就知道自己是什么模样。下午四点开始，从中午开始的输液差不多都结束的时候走廊里人就开始多起来，有的在家人的搀扶下慢慢晃动，有的需要推着轮椅，状况稍微好一点的就会扶着走廊扶手慢慢前进。很神奇的是我们见面都会不自觉的相互点头打招呼，就像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一般，我们都理解微微点下的头，礼貌的问候是相互之间的鼓励。是呀，在这里每个人都需要被鼓励，他们需要勇气来面对身体的疼痛，来自内心的煎熬。我们彼此都不知道姓名，在这里都使用神秘的代号，很神奇的是我们很快就能够适应这个新名字，每天早上五点半护士例行查房都会大喊一声九号，我能够在1秒之内做出回应，我知道，只要没有那张出院单，我的名字还没有一个九号有存在的意义。
这个囚室又不同于真正的牢笼，我们也不是真正的犯人，犯人是曾经“犯”过别人，而我们仅仅是“犯”过自己，我们相互取暖，就像共上战场的战友，我们不曾歧视对方，哪怕临床半夜因疼痛将你惊醒，哪怕走廊的病友身体上下插满管子，我们更多的是怜悯，对战友所遭受的磨难感到痛惜，相互之间祈祷着能够早日离开这样的囚室。每有一位病友出院我们都会发自真心的祝愿，离开的人也会祈祷我们剩下的人能够早日离开这里。我们就这样存在着一种关系网，这种关系网完全不同于社会形成的那种利益之间的关系网，这是一种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建立的天长地久的友谊。
刚开始我的临床是一位大爷，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在没有手术之前他每天都穿的文质彬彬的，在医院这样的环境下着实有些不相符，他喜欢坐着，每天见到他最多的就是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不选择更舒适的躺着。他喜欢看早间新闻，怕不是每位上了年纪的人都有这样的爱好。偶尔病房里亲属间也会聊上一会儿，大爷不失礼貌的加入其中，但是我能感受到他的勉强，聊天的时候更多的是应和着他人，有时候聊到相互的病情他总是含糊其辞，不愿在这个话题上做过多的停留。我们会担心大爷一个人住院没有亲人的陪伴会有危险，但是我们都没有问，在病房里这是一个禁区，如果有可能绝不会一个人住院连亲属的陪同都没有。
没过几天就迎来大爷的手术日期，手术前的一天晚上大爷就开始禁食，连水都不能喝，那晚我们整个病房里病友们都没有拿出食品，我们达到了某种神奇的默契，我们担心大爷半夜会看到我们吃东西更加煎熬。早七点半医生过来通知大爷做好术前准备，手术时间八点半开始，预计手术时长两个小时，在这个病房里我们都知道手术时间越长那么患者遭受的疼痛就愈加强力，手术的风险也就越高，我们庆幸大爷手术时间只要两个小时，也就意味着我们上午输完液就能够见到大爷了。大爷将身上的衬衫脱下，换上病号服，从表情就可以看出大爷很不喜欢这样的服装，他卷起的眉毛是他表示抗议的形式，但是这样的抗议是无用的，我们需要这样的服饰，来证明我们在这个病房的身份。
那天一位年迈的婆婆出现在了我们的病房里，佝偻着身子，身着一身素衣，手臂带着另外一家医院的住院环。见到她的那一刻大爷所有的神秘都解释清楚了，为什么大爷这几天一直没有人过来照顾，为什么大爷习惯性的坐在病床前的凳子上。同行的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对粤语星点的了解知道，女人是大爷的儿媳。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时间的推移，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不安，他们并排坐在病床上，大爷独坐在床边的凳子上，对于即将到来的手术好像全然没有焦虑感。
时间终于来到八点半，大爷被从病房带去手术室，婆婆及他的儿媳陪同着，病房里的我们都在进行早晨的输液，大家都默默为大爷祈福。
那天的输液时间好像变得更快，在我挂完第二瓶药水的时候时间就悄然来到十点半，是大爷手术预计结束的时间，我不停的将头偏向病房门，即使那个姿势会让我的伤口感到不适。出入的都是病房里患者的家属，大爷一直没有出现，时间到了十一点，大家在心中的疑问到了迸发决堤的时候，我们希望家属代表能够到手术室门口看一下情况，我让母亲一同前往，在这个病房里面我们是共患难的战友，我们有义务彼此相互帮助。
我们在病房等待着，我们病房到达手术室需要坐电梯从十五楼到达六楼，再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尽头便是手术室，我想病房里的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如此了解这条路。我们盘算着时间，预计着前去探望的家属能够回来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我第三瓶点滴挂完，时间已经是十一半点，超过预计手术时间一个小时。
等待，尤其是未知尽头的等待变得异常磨炼人的意志。
我委托护士推着我去向手术室门口，这一路上我多么希望能够有一辆担架车从对面驶来，上面躺着那张熟悉的面孔。
手术室门前母亲远远见到我过来，便迎上来接我，我甚至没有想起来需要感谢护士的帮助，我急切的想要了解具体情况，我询问着母亲什么情况，但是母亲也不清楚，手术室一直没有人出来。婆婆抓着儿媳的手默默坐在长廊里，将头埋在儿媳的手里。我没有凑近，我知道了答案，我示意母亲将我推到墙边，不至于待会儿什么时候带着惊喜出现的担架车被我挡住。
超过预计时间两个半小时，时间来到下午一点，大爷的儿媳站起身来，趴在手术室窗户上向里面张望，但是磨砂的玻璃隔绝了一切，我清楚的知道从这道门是看不见里面的，因为通过这道门还需要再通过一道门才会真正到达手术台。那里接近一半的面积被各种仪器堆满，各种连通的管子，带着滴答身的仪器，一张手术床摆在正中间，可以移动的一桌子就在那里，那里有明晃晃的刀具，各种让人害怕的仪器在那里呼啸着。那里面连穿着蓝衣服的人都让人害怕，但你也知道他们就是你的一切。
超过预计手术时间四个小时，我向医生申请下午的输液迟一点进行，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相同的感受，让我异常的怜悯。我紧紧的握着轮椅的扶手，双手的汗渍浸湿扶手上的海绵，婆婆依旧低着头，但是我远远的就能够听到她的啜泣声，大爷的儿媳紧紧的攥着婆婆的手，旁边过来等候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多了起来，病房的患者与家属差不多都过来了。他们劝慰着婆婆。
“不会有事的，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医生一定会出来通知家属的，现在医生都没出来说明他们正在努力。”
“是的，或许手术早就结束了，只是大爷的麻药还没过在里面休息需要等大爷苏醒过来呢，我之前就是这样，在手术室为了等麻药苏醒足足躺了两个小时。”
每个人都竭尽全力的劝慰着婆婆。好在一切都是有惊无险，在延迟五个小时之后，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大爷全身插满管子被推出手术室。那一夜呼吸机的滴滴声伴随着整个病房，而那夜的病房变得格外的安静，一切都是为了给大爷一个足够好的休息环境。
大爷离开病房的时候将桌上的那盆绿萝送给了我，他说：我喜欢绿萝，因为很好养活。
我们又何尝不想像这盆绿萝一样，能够简单的活着，能够拥有抵抗那些病毒的体质，能够将病痛扼杀在萌芽中。
窗台上跳跃着一只麻雀，它发现了我，可是它没有飞走，而是时而歪着脖子看着我，然后捣鼓自己的羽毛，这只麻雀一定是之前就飞来过这里，它知道我，它知道我没有恶意，它一定知道这个窗户里面有个叫九号的家伙。
它习惯这个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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