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开面包
货币系统的延续需要持续增长，增长也成了我们工作、生活的主导。凯恩斯在其文章《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1930年）当中预测，经济和技术增长意味着富裕国家的人每周工作15小时就可以养活自己。在 1967年，《纽约时报》做出了一个较为谨慎乐观的预测，认为“到2000年，人们每周的工作不会超过4天，每天不超过8小时。加上法定假日和长假，全年工作日为147天，休假218天”。11如今，不少人的工作时长比以前还长，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部分原因是工作的组成发生了变化。2006年美国就业市场报告显示：“1910~2000年，专业化、管理型、文书、销售和服务型工作人员（私人家庭服务人员除外）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从1/4提高到了3/4。”12技术的确如空想家所愿，意味着投入更少，产出更多，但是我们通过相互管理，保持了工作量。13另外，我们在第七章就谈到过，我们越富有，野心就越大，我们抬高了房地产等商品的价格。但是这也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在富裕的年代，我们仍然不得不辛苦工作。答案与过分的鼓励竞争和不均的货币制度有关。
凯恩斯在他的论文当中写道：“我们应设法将抹在面包上的黄油铺得尽可能薄——仍需要做的工作尽可能被广泛分担。”14但是货币的理念不同，虽然我们看起来在努力分摊工作，但是实际报酬（也就是面包）变得越来越集中，大部分报酬都落到了上层收入者的手中。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中国和印度等国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减少全球不平等，但是在很多国家内部，财富的分配变得越来越偏向富人。托马斯·皮凯蒂认为，这是因为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结果就是钱生钱，和家族继承如出一辙。
皮凯蒂提出的建议是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征税。但是他也承认，这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这是一个“乌托邦的想法”。15主要问题在于货币本身。钱生钱的正向循环不仅通过利息实现，而且还有权力和地位的介入。货币没能均匀分摊，反而会抱成团。富人累积资本，其他人则会累积债务。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发展的果实被总裁和投资者组成的精英阶层收到囊中。在美国，总裁和非熟练工的报酬比为354:1（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实际比率为30:1，理想比率为7:1）。16中产阶级的工资不再增长，而收入更低的人群本质上是工资奴隶 ——他们不得不辛苦工作，才能勉强保持收支相抵，或者摆脱债务，根本无法享受期待的休闲时光。货币在财富和负债之间的固有矛盾已经发展为威胁到社会稳定的程度。
在OECD国家当中， 10%最富裕的人的平均收入大概是 10%最贫困的人的 9倍，而且这个差距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等一向较为平均的地方也在不断扩大。17在全球金融危机、通过量化宽松让系统充满流动性的救助行动之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让极富有的市场积极参与者赚得盆满钵满。2012年，英格兰银行报道，其货币救助任务将国内股票、债券市场的价格增长了 26%，大约 40%的收益落入了英国最富裕的 5%的家庭的腰包。因而量化宽松 “让已经极端不平等的收入及其造成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恶化了 ”，BCA研究机构的达维尔 ·乔西（ Dhaval Joshi）说道。在美国，最富裕的 5%的人拥有 60%的个人金融资产，因而量化宽松意味着一种退化的再分配项目。18
向上的社会流动。或者说 “一个人不必和他人竭力争抢资源 ”的机会在过去三十多年来受到了严重的限制。牛津大学研究显示，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首次出现大学毕业生的社会地位不如他们父母的现象。19美国也是如此， 2014年是近 20年来美国人对美国梦最为心灰意懒的一年（接受调查的人中仅有 64%的人认为勤劳工作能够致富，而在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时，这一数字是 74%）。20
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价格和效用对应，因此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只是经济现实的反映。尤金 ·法玛在 2007年的采访中谈到总裁的薪资时说道：“你只看到市场工资。总裁的工资可能是大数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高得离谱。”21但是我们在第七章谈到过，价格反映权力关系。金融系统被少数联系紧密的企业所主导。这些企业及其员工之所以能够得到丰厚的利润，基本上是因为他们在网络之中处于特权地位。当然，他们必须非常拼命地通过工作竞争保持地位，但是竞争对薪资似乎没有什么实质上的限制。
经济不平等不仅是公平的问题与对公平的认识的问题（公平对于社会凝聚和稳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还有经济健康的问题。22换句话说，由 “不顾一切地追求效率的信徒 ”所谱写的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反而伤害了在他们眼中最为宝贵的效率。我们似乎已经触到了现有系统的自然局限，货币帝国力有不逮，老套做法难以为续。美联储前任局长亨利·瓦里茨（ Henry Wallich）说道：“增长是收入平等的替代品。只要有望实现增长，就能够容忍收入中较大的差异。”23但是当增长减速时，不平等就变得非常明显。
虽然事实反复证明对休闲（或失业）时代的预测是错误的，但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革命才刚开始。我们在第七章讨论过，这会影响到从工厂工作到法律工作等方面。劳动力市场一定会适应，新型职业会诞生，但是如果机器人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取代人类，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会成功。这应当是一件好事，但是受益的仍然会是投资者和经理人。你会怎么做呢？是和机器人竞争，还是拥有机器人？
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和机器人颇为相似，因为我们的动力与机械脉冲相似（格拉斯哥大学的一名学生说道：“每次参加经济学考试，我都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机器人”）。24唯一的区别在于机器人的程序是我们设计的，而我们有接受欲望的指令，努力“将效用最优化”；我们渴望幸福，而机器人（像奴隶一样）仅需要维护。不过，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加上环境崩溃似乎不是实现边沁所谓的“最大幸福原则”的理想环境。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设计货币体系，“抹开面包”，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让经济繁荣的利弊得到更好的分摊呢（哪怕是在增长受到环境因素限制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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