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五四”运动是近代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界标，因为它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我们说事情的发生没有一因一果，而是多因多果，当1919年1月在巴黎和会上以战胜国为主导的国家谈论着战后的新秩序，日本作为战胜国之一，对我国领土主权觊觎而作出一系列别有用心的事情后，在当年的5月4日，3000多名北京高校学生冲出校园，喊出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还我山东、还我青岛。他们原想前往东郊民巷的使馆区请愿，孰料被军警阻拦。愤怒的学生调转方向，去了曹汝霖家。在曹家，他们砸了东西，打了人，最后，一把火把“卖国贼”的家烧了个精光。
在全球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泛滥的今天，我们需要回头看看100年前的这段历史，进行一次反思，我一直喜欢中共“笔杆子”陆定一先生回忆录中的那句话“对待历史遗留问题，宜粗不宜细；对待历史教训与经验，当宜细不宜粗”。
在民族主义飞扬跋扈的面前，运动走向了胜利。但是为此付出代价的不仅是几个官员的人身财产权利，更多的是舆论和青年的左倾。
民国初年，国内政局混乱，国际公理难伸，巴黎和会导致的情绪落差，让学生们的爱国激情一股脑迸发出来。这股激情，让任何当时的人，都无法不为之动容。站在道义制高点上，五四学生获得各界支持。以至于即使学生的矛头直指北洋政府，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学生爱国的正当性，说他们“纯本天良”。然而，当人被激情裹挟时，理智往往被迫沉默，而激情则会以崇高的名义，提升至真理的位置。根据记载，学生们闯进曹宅，没有找到曹汝霖，却误将来找曹汝霖谈公事的章宗祥当作了曹，于是动手就打，甚至用铁棍打他的头部，下手之狠，简直想置他于死地。对于这种运动中的暴力，当时的舆论，基本上没有谴责的。只有梁漱溟等少数两三人公开发表异议，却立刻引起学界精英一连串的批评。
“五四精神”带有一种“圣人主义”色彩，而人们有意无意会被其绑架，最终蜕变成“天道主义”从而忽视了“人性”。
毫无疑问，知识分子是“五四精神”的灵魂。鲁迅弃医从文，为的是能够“发出一些恶声”，群众响应，从此改变国家；钱玄同一心想要勇猛奋进、拯救中国的新青年；留美的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没有这篇文章，就没有现在的中国白话文历史……
但是，启蒙的本意是“光照”“启发”的意思，多半是一种思想上的个人觉醒，即首先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启蒙。而五四的启蒙运动则特别赋予了启蒙以“开启民智”的含义，所以表面看起来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但骨子里包含着更深的政治伦理动机，即替人民说话，代人民立言，救人民于蒙昧。于是，“启蒙”成了救亡的工具，救亡压倒启蒙。近代自由主义的标志性人物胡适，主张融“小我”为“大我”，认为“小我”对“大我”负有重大责任。但试问，失去了“个人”的基底，自由还是自由吗？
自由的进步往往面临的威胁有人性之恶、有强人对权力的渴望、有贫富不均带来的怨恨、也有愚昧无知的人对乌托邦的渴望，更有缺少信仰的人将放纵与自由混为一谈。
20世纪是人类幸运但也不幸的世纪，因为激进主义思潮一度主导了世界。
从国际上看：激进主义思潮，在极短的时间内，成就了多个世界强国，比如德国和苏联。但德国、日本等后发国家的崛起，也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几百年建立起来的文明大厦变成一片废墟。
从国内看：激进主义思潮，也蒙住了胡适、鲁迅等人的眼睛。胡适这样的普罗米修斯，曾把苏联这样的社会帝国主义当做了理想主义的政治家，视他们正在做的，为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鲁迅先生也一反尖酸刻薄的文风，写了好几篇热情洋溢的激赏文章。
简而言之：我们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时，看到的都是西方国家一次次走弯路的历史，学到的都是让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思想：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这些观念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都受这些观念的支配。
最终，巴黎和会开成了一地鸡毛，理想败给了现实。不仅德国人觉得上当了，中国人本来指着美国人主持公道，可以收回被日本占领的山东，最后也是一瞬曙光之后，迅即陷入黑暗。五四由此爆发。外部大国政治博弈改变中国历史命运，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同样的逻辑，在随后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近代史上不断重演。比如：随着二战结束，雅尔塔会议的召开，三大巨头并未把世界重新转到真正和平的轨道，而是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两种意识形态、两大阵营对抗的历史。中国的内战、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以及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都是这一秩序的投影。
后记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100年了。在这些年中，中国经历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彻底的改变。但那个时期兴起的潮流依然是主流，而那时提出的问题依然有待思考和解决。或许，在历史发展尚未告一段落，历史本质尚未充分显露之时，一切仍还有待时间给出答案。
永皓写于May.4
参考文献：
1.《批判与启蒙》邓晓芒
2.《北洋裂变》张鸣
3.《新编牛津世界近代史》第12卷
4.《科学的反革命》哈耶克
5.《自由宪章》哈耶克
6.《最近40年中国社会思潮》马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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