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全中国的市场容量,能够开100家烤红薯店,每家店每年能净赚30万块钱。那这100家店如果是由100对小夫妻开出来的,那每对小夫妻每年就有30万的净收入。
但如果资本介入了,只扶植两对小夫妻,一家叫金听话,一家叫银听话。全国的烤红薯店里有50家是金听话家的,另外50家是银听话家的,金老板和银老板再雇佣其他的98对小夫妻干活。这样一来,因为规模化了,一家店可能每年净赚的利润能够到35万,资本分走10万,金老板或银老板拿走10万。这98对小夫妻可能只能拿到15万块钱的年工资。而金老板和银老板两家,每年能够拿到500多万,资本也能每年从烤红薯市场里面赚走1000万。
可问题是,在开烤红薯店这门小生意上,金老板和银老板真的比其他98对小夫妻要强50倍吗?未必,可能只是他们更愿意跟资本配合,就造成了烤红薯行业的分配差距。而且,届时的市场上已经只剩下金银两个烤红薯品牌,那它们还可以联手涨价。
也就是说进行完这样的整合,虽然烤红薯生产端的生产效率确实更高了,但分配却变得极为不公平。这场整合给社会创造的商业价值,远远低于它消耗掉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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