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背景
范爱农无疑是一个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的人物。他死于1912年7月，彼时距离他热切盼望的辛亥革命还不到一年时间。鲁迅在文章中所记录的范爱农的思想活动，主要发生在20世纪初期。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怎样的状况呢？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虎视眈眈，清政府任人欺凌。一些有志之士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想要力挽狂澜，于是在1903年、1904年期间，先后组织了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革命团体，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将以上团体联合起来，建立了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这是一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使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得以终结。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完成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因此我们说它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
范爱农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民生多艰的社会。“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文天祥的这两句诗用在他的身上，也是十分恰当的。
2.欲扬先抑
文章写“我”和范爱农之间的交往，是典型的欲扬先抑的手法。
二人初次打交道就是极不愉快的。文章开篇就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被残忍杀害，各位留日的爱国青年讨论是否要发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清政府的惨无人道。“我”主张发电，但范爱农却明确反对：“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这话说得着实不客气，似乎是与“我”专门作对的。而他的身份，竟然是徐锡麟的学生。
于是鲁迅这样表达自己的愤怒：“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再看鲁迅对他的外貌描写：“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总之，“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然而时过境迁，二人几年后又在绍兴相见了。“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与悲哀。”身处在铜墙铁壁般令人窒息的黑暗社会中，经历了无数不堪回首的命运摧残，谁还能记得当年的少年意气、琐屑恩怨呢，能遇到当年的旧相识，便是“酒逢知己千杯少”的畅快淋漓。于是二人冰释前嫌，惺惺相惜。他们一起办学，爱农很是得力。当“我”到教育部任职后，听说他境遇潦倒，还想给他谋个差事做，却最终没有机会。最终，“我”得到的是范爱农酒后溺水而死的消息，心里十分悲凉，却只能写几句诗来凭吊他。
“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鲁迅堪称范爱农的知己。爱农虽然在潦倒时以酒浇愁，其实他内心是看不起嗜酒的人的。可是在这样众人皆醉的社会中，他又如何能避免了沉沦的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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