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印度会有这些配方奇才？书里介绍了一位印度学者的理论，他说：“因为高超的工程技艺和贫困的生活经验，印度的科学家们很擅长反思老旧的程序，并将之改造得更为高效”。这些印度配方奇才擅长用聪明的方法做事，找到解决问题的最短路径。正是在这些科研人才的帮助下，兰伯西等公司才能用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服务更多人的药品。
对于兰伯西等印度药企来说，生产仿制药还只是第一步，怎么卖出去又是个难题。因为长期以来，全世界的人都对印度的仿制药有成见，觉得欧美的药企在做创新科研，而印度药企只会模仿，是造假者和剽窃者。非洲有的医生甚至直接把印度仿制药叫作“猫尿”。
怎么扭转这种偏见，是兰伯西公司一直都非常头疼的问题。普通企业如果想甩掉“剽窃者”标签，可能会立志研发，用产品为自己说话。但兰伯西不会这样，他们扭转偏见的方式仍然是随机应变，等待一个契机扭转乾坤，最好能遇到一件全世界人民都会关注的事件。
扭转局面的机会最终在2003年11月21日降临。这一天，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来到兰伯西总部，他公开感谢，兰伯西和其他印度仿制药公司支援非洲国家，愿意生产成本低廉的抗艾滋病药物。兰伯西的价格确实很低，抗艾滋病药物一天的用量，他们只卖38美分，而最便宜的品牌药也比这贵上75%。克林顿感谢完之后，兰伯西当时的CEO，也公开感谢说，“克林顿基金会参与进来，将需要药物的国家和生产药物的人联结起来。”
克林顿的访问，不仅让兰伯西之后的销售额直线上升，还改善了他们的声誉，扭转了此前的偏见。在美国总统的担保下，兰伯西看上去无比善良，仿佛跟天使站在一边，兰伯西的高管说，“我们廉价出售抗艾滋病药物赚不了多少钱……这真的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因为我们就在发展中国家，一打开门就能看见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靠着印度宽松的药品专利政策和随机应变的办事方法，兰伯西获得了商业成功。1995年，兰伯西成为第一家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FDA）批准，能为美国市场生产药品的印度药企。这时候的兰伯西，已经是一家跨国药企了，他们有80%的销量都来自海外。
FDA负责规范美国市场大约五分之一的经济行为，系统地检查产品并不实际，他们没法逐个检测每片药。而且，药物的生产过程很难把控，中间很容易出现问题，用书里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制药有什么步骤可能出错，它就一定会出错”。怎么办呢？药厂维持药物品质稳定的唯一办法就是严格遵守生产规范，实时记录每个制药步骤，然后靠这些数据去发现和修正不可避免的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FDA要求药企开展自我检查，这其实非常考验药企的企业文化。有的药企非常擅长自我检查，比如制药公司默克，只要对某些药物批次的质量有怀疑，就会全部废弃。
兰伯西的总部和很多工厂都在印度。在这套海外视察体系下，FDA调查员去兰伯西视察更像是去看一次排练好的表演，而不是出其不意的突击。
在这场表演中，兰伯西是主人，FDA调查员是受邀而来的宾客。主人这方会精心“排练”，擦地板，清洁设备，梳理文件和数据，甚至还会“彩排”，雇用一家咨询公司来提前审查一次。总之，所有宾客可能会看到的地方，主人都要安排妥当。兰伯西工厂的员工们也训练有素，他们平时接受的训练不是怎么安全生产，而是怎么迷惑来这里调查的人。调查员到了以后，会对照文档检查工厂有没有遵循规章。有一次，几个员工在文档上写下更早的日期，连夜把文档放进潮湿房间加速老化，好在视察时糊弄调查员。调查员到了兰伯西工厂，要想发现点什么，简直得像猫捉老鼠那样，踮着脚尖走路。
理论上，这种“猫捉老鼠”式的视察，在一家海外工厂平均两年会发生一次，但实际的视察频率在十年左右。FDA有自己的苦衷，海外制药工厂太多了。2002年到2009年，FDA需要视察的海外工厂数量，从500家增加到3000家。有位调查员说，“和我们有关的职责如爆炸般增长。我们的负担无比沉重，资源却没有真正分配到位。” 而且，FDA的海外视察不是强制的，需要调查员自愿参加，愿意去的人很少。
在这个提前宣布的视察体系下，兰伯西等印度药厂不仅有机会造假，还可以讨好FDA的调查员。调查员在美国工厂视察时，连一杯咖啡都不喝。而有的调查员来印度出差，就像来“监管旅游”，他们带着家属，购物旅行，打高尔夫球，按摩。他们的花销由被视察的公司全权负责，这些调查员连账单都看不到。
2013年，这家肆意造假的药企，因为制造、销售假药以及伪造临床数据，被判有罪。2014年，被太阳制药收购后，兰伯西从此不复存在。
刚开始，萨库尔以为这些欺诈是自下而上的，他相信，像兰伯西这样一家领先的跨国药企，肯定不会像印度政府公共部门那么腐败臃肿。他就和上司、团队一起收集兰伯西诈骗的证据，上司把一份报告交给了CEO，希望能够拨乱反正。
结果，一位董事会成员看到报告后的第一反应是，扭头问CEO：“就不能把数据都藏起来吗？” 显然，这场骗局是从兰伯西的顶层向下渗透的。兰伯西的高管会给基层员工施压，强迫他们给有缺陷的药物放行。在这些高管眼里，利润可比患者的生命重要多了。兰伯西号称，自己给全世界任何市场生产的药物，都参照了美国的标准。然而，他们把最差的药留给非洲，因为这里的药物监管力度最低，不会被抓。兰伯西有位负责药物监督的博士，曾在高管会议上说，她很担忧这些出口到非洲的药物的品质，结果，一位顶层高管说，“谁在乎？就是死几个人的事。”
失望的萨库尔离开了兰伯西，他原本可以什么都不做，他也最好什么都别做，因为在印度，举报人不受法律保护，会面临生命危险。而且，兰伯西的辛格家族以威胁他人而闻名，他们连解决内部仇恨都会雇佣暴徒解决，更别说会怎么对待举报人了。
在危险面前，萨库尔还是选择了诚实，因为在他看来，什么也不做，也是一种同谋。2005年8月15日，萨库尔注册了一个邮箱账户。他分别给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FDA发邮件，举报兰伯西的造假行为，他不知道自己开启了一条长达九年的举报之路，也不知道，自己给FDA发的那封邮件揭露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全球性骗局。
那他们的欺骗行为在印度仿制药行业是例外还是常态呢？作者得到的答案并不乐观。像兰伯西这样欺诈患者的行为，在印度仿制药行业很普遍。这些药企会把品质最好的药，出口到监管最严的国家，至于那些监管宽松甚至没有监管的地区，就只能拿到品质最差的药。
印度药企之所以能在制药业发展出另一套“规则”，部分原因是印度监管者忽视了已有的规范，“凡是官方治理瘫痪的地方，变通法则就会发挥作用”。就像《孟买》这本书的作者所说，在印度的日常生活中，选择守法就会费力到荒谬的地步，人们只能选择更容易的那条路，“如果整个国家集体选择了容易的路，那就会建立起一套另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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