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指示——“复课闹革命”,孩子们都开始上学了,父亲评估了下形势,觉得学校里面,什么也学不到,就决定 我先不上学,他在家里教我学习。学校的老师登门,父亲还是不同意。老师走的时候说 “你现在不去,以后要是想去 只能上一年级!” 我有点傻眼,可父亲一点不着急,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闹中取静
外面如火如荼,我家里却有自己的节奏。一个是“教学改革”,另一个就是四处游玩。父亲的“另搞一套”在音乐学院那是出了名的。不管是啥,只要是让他看出毛病,那就到了被革命的时候。
小学数学是他长期关注的东西。他发明了 两档大算盘、质因积算牌、四方阵、大九九表这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东西。我跟弟弟一面给他打下手做学具,同时就做他的实验对象了。到了星期天,我们全家就爬香山、游樱桃沟、逛北海、行颐和园,还学骑自行车。
那时候我个儿小,刚好够着脚蹬子,所以只能蹬半轮儿。这对飞轮和千斤是有损伤的,不过父亲还是放手让我绕大操场练习。父亲叫我不要看前轮的地面,要望远看。拐弯时要抖车把,往左拐,就往右抖一下;往右拐,就往左抖一下。别说这几招还挺管用。其实这体现了父亲的教学思想——抓住要领,迎刃而解。两天后,我竟然可以独立绕操场骑行了。不过我总有一些担忧,因为父亲并没有跟在身边,果然很快凶险就来了。在弯道处,我突然发现不能控制拐弯了,大叫着朝大字报棚的杨树撞了过去。躺在地下的我,无助地对远处的爸爸哭起来… 自行车练习就此打住!
最快乐的要算是游览,我也领略了那个传说中的“鬼见愁”!当我们爬到了香炉峰的山顶,往城里看去,楼房像一个个小火柴盒,嘿!远处还能看见民族宫呢! 记得第一次爬香山时,父亲叫我使劲的吸气,哇!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以后每次到香山,都会这样回忆一下儿时的深切感受。有一次我们在颐和园划船,忽然起风了,浪拍打着船舷,我和弟弟都有点害怕,就往船的另一侧躲,父亲陡然严厉起来,大声说到: “不行!一定要用身体压住这边,否则浪会把船掀翻!” 我们强压住心中的恐惧,抓住船帮,眼睛注视着奋力划桨的父亲,镇定下来的我打算帮父亲加力,父亲大声说: “坐好!” 嗯,我心有不甘地服从了,只能心里默默相助。终于,我们安全了!船要靠岸了。那一次,我真的感到父亲很棒,很像个船长。心里对父亲的敬重又多了一层……
游览,在那个时候算是个稀罕,我们最远的一次是到了潭柘寺,山那边的龙潭是最有名。据说那里有一口井,井底锁着一条龙,嘿,锁住它 才有我们北京的今天。由于红卫兵摧毁了寺庙,我们去时已经关闭,我们只好爬山。这里的山路和香山大不相同,弟弟特别兴奋,总是在前面跑,母亲突然着急起来: “当心有蛇!”哈哈,太管用了!弟弟当时就缩在了父母的身边。语言有这么大的力量,实在是有趣! 当地的老乡听说是来玩儿的,还花了16块钱, 都不说话了。那可是他们好几个月的油盐钱呐!
文革最紧张的那些时候,我们也会经常在星期天出游,父亲虽然在单位被批斗,但是回到家里并没有唉声叹气!只是沉默,平静,学外语,搞教学改革。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儿不可思议呢! 也许他在传记《耀世孤火》里的一句话道出了他的本性: “我的思考从不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了得呀 我的老爸!
还有一事值得说下。wG初期 我家的自行车丢了。父亲去公安局报失了。不过也没指望能找回来。有一天,公安局给中国音乐学院传达室打了个电话,说是赵宋光报失的自行车找到了。几个年轻教师突然间冒出一个恶作剧的想法:“别告诉老赵,我们吓唬一下他!” 一会儿,扎木苏和满都夫找见了父亲,非常严肃的说: “公安局找你!” 据说父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正大了眼睛呆呆的看着他们“什么事?”。他们又重复了一遍: “快去吧,找你呢!” 父亲惶恐地走了,要知道那个年代大祸临头是再正常不过的! 一会儿,父亲回来了。三人相见,沉默 随即笑到岔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黑帮队人数在减少,很多人都回家了。 一天,我在楼门口看见歌唱家黎信昌目视前方缓缓而行,我试着叫“黎叔叔”,他愣了一下,停住脚步,立正 有点惊讶地看我: “你好!” 微微颌首致意。哇哦,我有点不知所措,也尴尬地冲他笑笑。
是福跑不了,是祸躲不过,过了几个月母亲又出事儿了,上街游行支持政府的时候,喊错了口号——打倒经济主义!变成打倒××主义!罪过不是一般的,是老革命也没用,歌剧院都是老革命呢。于是,进劳改队扫院子去了,我妈却还是故作镇定,沉默、横眉 带着一脸的不屑。
北京是没法儿待了,我们决定去上海。 音院家委会听说后,很不高兴。
“想逃避批判?不行!”
“家里边没地方住,老太太的户口在上海!”
“好吧,我们会跟那边联系。回上海后继续接受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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