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父亲也是个学习不错的苗子，本来准备升高中读大学的。可惜在五个姐妹只有一个独子的农村家庭里，独子是养儿防老。那时候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稍微读个书就是有出息的。父亲就这样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到现在还走南走北的打工，很多村里人替父亲惋惜，那时候上个大学那就是金饭碗。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都随着爷爷那一辈人的去世，带到黄土里去了。
再过了二三十年，我终于读上了书进了大学。在我们那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村里上个本科都是骄傲的事，还有人上了个211。在庄稼人的叔叔婶儿眼里，这是了不得的事情，毕业一定能找到有分量的工作。曾几何时，我也坚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命运是改变了，只不过是由父辈的体力农民工变成了我现在这样的脑力农民工。
在这个文凭社会里，我们的文凭到底是升值了还是贬值了？
答案我们都知道，学历或者说文凭也发生了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本来是个经济学概念，是指在货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求远大于供），说白了就是钞票印多了，大家可以看看现在津巴布韦的货币面额就知道了。
在1979年，美国社会学者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一书中就描述了“文凭通货膨胀”的现象。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当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某一教育文凭或学位时，其价值也就随之下降。”也就是说所获得的高文凭高学位人数越来越多，已经超出了社会各类工作对高文凭高学位人员的需求，那么我们所获得的学位和文凭，也就相应的贬值了，于是就出现了文凭通货膨胀的现象。
于是轰轰烈的高校扩张运动开始了，或者说是轰轰烈烈的学历文凭贬值运动开始了。
高校扩招轰轰烈烈地始于1999年，悄无声息地终于2006年后。仅在1999年全国高校即开始大规模扩招，当年本专科学生的招生增幅高达47.36%，此后数年这一数字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同样在1999年，研究生招收也比上年增长了21.38%。而正如经济学家汤敏向中央提交的建议书《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中所陈述，高校扩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年国企改革出现大量下岗工人，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可以先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说白了就是延缓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的时间。
2006年以来，由于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突出，高校扩招幅度明显放缓，可以说已经悄无声息地终结。2008年，教育部开始反思，首次表示扩招太急促，放缓扩招比例至5%。但在2009年环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教育部开始了研究生招生比例的调节。2009年，全国招收研究生51.09万人，比上年增加6.45万人，增长14.45%。
高等教育机构扩招已经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良策，同时也是扩大内需的大群体。
在汤敏的建议书里，还有一条就是扩招有利于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毕竟大学生的消费能力我们也有目共睹，在大学四年的时间里作为一个纯消费者，我们的社交、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可以变现拉动内需的动力。就像武汉市政府，每年免费发放给在汉读书的三十多万新生每人一张充值100快块的武汉通，三千多万的成本投入和这三十多万新生拉动的消费需求比起来，也就微乎其微了。而紧盯着割学生韭菜的不光光是政府，还有从入学就开始收割韭菜的各类利益人群。从电话卡、网络、军训用品、听力耳机、日常生活用品等，或垄断或倾销，在大学内的固有利益者，巴不得多割几把四年一茬的新鲜韭菜。在ZUEL，大学英语是每个学生逃不掉的科目，而垄断性的耳机售卖则被教工抬到了40元，如果是微信转账还要承担微信提现的几毛手续费。本是一个可以重复利用的东西，买个旧的不过十来块钱，不明所以的新生就是最新鲜可口的韭菜。当然除了这些，还有走楼串寝售卖各色物品的师兄师姐们，鼓吹着“垄断性”的必需品。
而这场投资盛宴里，固有利益集团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学历倒是一直在贬值。
教育就像是一场投资，我们的投资品就是被这个社会认可的学历，但是经过多年的教育之后。我们再回头却发现，我们获得学历文凭的时间和精力已经远远地被文凭通货膨胀甩在了后面，在校学习的时间被尽可能延长。这个社会所提供的的就业岗位难以容纳这么多高学历的人，因此多少本科生研究生去竞争一个环卫工人编制的新闻便见诸报端了。
在柯林斯的眼里，建立在教育基础上的文凭社会只不过是一种不合理的分层机制。
通过各类文凭划分，我们被分层了。而在中国这种分层却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以前是海龟-985-211-普通本科-专科，现在是海龟-双一流-单一流-双非。新规划的双一流，只不过是高等教育资源的重新洗牌，实质是哪些高校可以分得更多的蛋糕。而对于学生来说，进入双一流高校则是背上了新的名校光环，意味着在文凭通货膨胀的社会里，被划分到了所谓更高层级的社会分层。
从985、211到双一流，加之高校在高考招生录取之时划分的本科提前批、一批、二批、三批及专科，通过这种高校分层机制，我们被人为地分层了。当然社会对此也是趋之若鹜，本就在教育上过分焦虑的中国家长们，希望孩子可以在高考时考入更高层次的大学，然后在继续深造考研继续升入更高层次的大学读研。而企业等用人单位也在助推这种趋势，学历和学校的层次是通过用人单位第一轮简历筛选的门槛。海量的简历里，只需要鼠标轻轻一点，学历是最容易衡量的一个指标。
而高校的就业率居高不下，但是毕业的时候看看身边还有多少同学待就业，我们就知道这中间掺了多少水分。直观的数据总会给人们带来视觉冲击，但是这数据里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大家自然不会去深究，这只是毕业季的毕业生们才关注的事情。毕竟在文凭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社会里，名校光环就意味着自己被默认划分到了高知分子的顶端，实现了圈层大跳跃。
父亲是个在工地上出卖体力的农民工，而我则是在写字楼里出卖脑力的农民工。通过十二年的双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进入了一所211大学，获得了进入一栋写字楼的门槛儿。
教育扩张是对经济发展社会需求做出的反应，而高技能要通过高教育来获得，这就是教育的功能主义，然而我们的高等教育似乎并不能对社会需求做出及时的反映。
然而在兰德尔·柯林斯一阵见血的指出教育水平的攀升事实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作技能升级带来的需求，也就是说教育已经过剩了。虽然教育水平的确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系，但这并不是通过提升工作技能来实现的。事实上，在工作之后大家才会发现，工作技能更多的是在工作岗位上通过非正式学习方式学来的。
我想我们每个读过大学的都感触颇深：如果从纯粹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我的英语专业跟我目前从事的人资工作没有一丝一毫的联系。即使从事着专业对口的工作，仍旧需要从重新培训才能上岗。其实工作了才发现，要想胜任一个工作，并非需要在大学度过四年，更不需要硕士或者是博士学位了，重要的是你能在工作中快速掌握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即使教育年限在不断提高，但是到了一个工作岗位上，仍旧需要经过再培训才能上岗，用人单位的培训成本并没有减少。
文凭本身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空洞洞的符号，它除了能反应持有者在某所大学度过了四年的时光之后，并不能真正反映个体的能力，也就是说持有者戴上了文凭的光环。
兰德尔·柯林斯指出，教育系统本身就是一种人为强行规定价值的通货。与其说教育在培养符合社会化、具有符合工作技能的劳动者。倒不如说在在科技发展逐渐取代人类劳动之时，教育扩张减少了市场上的劳动者降低了失业率，同时制造了大量的教学与行政岗位。
而在我国，这一现象或许表现得更加明显。高等教育院校院系专业、招生人数的设置，各个高校可以分得多大的蛋糕取决于教育部。而教育部作为一个行政机构，在当今社会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高校扩招自然就成了其手中的一张王牌。而各个高校、高校的各个院系也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就算是社会需求发生变化，高校各个院系为了供养大量的sinecure sector，即闲职，自然也不会随意调整院系专业，更不会随意裁撤院系专业。高校不仅是一个教育机构，更是一个利益集团，在高校里在通过院系设置等划分为更小的利益集团单位。于是有大量的学生经过高考的搏斗，终于如愿进入大学，但是却进了一个自己都不甚了了的冷门专业。
最终高等教育不仅培养自由而独立的灵魂，同时也依附于权力和阶级，成为既得利益者维护特权和掩盖社会不平等的工具。在此基础上，柯林斯提出了自己的结论和观点：那就是文凭废除主义，例如禁止在雇佣过程中要求学历，让学校回归本质的知识生产功能，不再作为文凭的生产工具而存在。
当然我们现在社会所能接受的，是一种折中的文凭凯恩斯主义，承认教育扩张的主要功能是抵抗生产过剩和工作不足带来的经济危机。这在现在已经是一种事实，通过延长教育年限来对冲就业压力，将就业压力不断向后传递，自这个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手段。
而柯林斯也发明了一个新的概念：职业地位财产（property in occupationalposition）。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在物质的或者是财物的有形财产之外，又产生了一种职业地位上的无形财产——sinecure sector（闲职）。拥有职业地位财产的人不一定有钱，但脱离了生产性劳动。社会财富的增长使得这一类人增加了，然而谁才有资格成为这样的人呢？按照柯林斯的说法，你过去是凭公开的等级身份，而现今社会则是靠文凭。说白了，我们上大学都是为了买一个更好的社会地位。
文凭就成了这样一种社会流动的硬通货，一些人拿着这些通货获得更好地雇佣机会和更好地职业，而没有这种通货的人则不得不从事生产性劳动，绝了往上爬的念头。
所以想一想，我今天好像又贬值了不少。
今天，你贬值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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